宪政视野中的当代中国环境危机

高军


[摘要] 当代中国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愈演愈烈，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环保不作为与公众的环保无法作为。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破除权力垄断，保护公众的环境参与权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环境危机。
[关键词] 环境危机 环境污染 宪政 政治体制改革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我国环境环境状况日趋恶化，特别是区域突发性环境事件不断，人们切身感受到了“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公共危机的阶段”。[1]针对当前全国性的愈演愈烈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态势，众多有识之士从哲学、伦理学、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视角对解决我国面临的环境危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加强环境教育，培养全民的环境意识，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和官员环境问责制度，加大执法力度和环境监管等诸多对策。笔者认为，中国的环境问题之所以恶化如斯，原因在于“环境问题在中国已经不是一个专业或者技术问题，而是上升到政治和社会问题”。[2]因此，上述学者基于纯学术性的或技术性的分析，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前我国迫在眉捷的环境危机，只有从制度安排层面的宪政视角分析才能溯及环境危机的根源，并以期对症下药寻求解决之途径。
一、制度安排失当导致制度失灵
当代中国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制度安排失当从而导致制度失灵，具体表现在：虽然中央层面极度重视环保，比如，在观念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 倡导可持续发展模式，把环境保护放在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十七大又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在执法方面，环保总局屡次掀起“环保风暴”、“零点行动”等全国或区域范围内的环境执法行动，加大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查处及整治的力度；此外，国家每年投入污染治理和环保科研的资金巨大等等。但地方政府对保护当地环境却并无积极性，甚至反而保护环境污染，从而致使环境法制形同虚设，使中央环境政策、措施在实施中变样走形。从有关报道中可以看出，在环保领域，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玩“捉迷藏”、做表面应付文章的现象极为普遍。这表明，现行的制度安排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1．社会信息反馈的途径不通畅
首先，长期以来，官员事实上的行政任命方式决定了我国的政府体制是一个层层只向上负责的反应体制，它造就了政府工作人员报喜不报忧的心态。特别是对官员们不利的信息，由于涉及自身利益，出于“理性人”、“政治人”的角度考虑，上报的信息常常滞后且被严重扭曲。因此，正式的体制内的下情上达途径是一个扭曲的机制。
其次，政府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管制过多、过严，阻隔了体制外的下情上达途径。受传统整体主义法律文化及前苏联体制的影响，长期以来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片面地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奉行单一的社会秩序至上观。[3]公民环境维权这类的合法、合理的权利诉求在实践中往往被视为对体制的威胁，被看作是破坏和谐的“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往往采用禁止报道、“截访”等手段封锁舆论，并动用公权予以打压。此外，由于新闻媒体的不独立，在我国地方新闻媒体呈现出浓厚的“地方化”特色，事实上受制于地方政府，往往沦为吹捧地方党政官员“政绩”的工具，难以发挥新闻舆论监督的功能。
由于社会的下情上达途径不通畅，决定了现行的体制是一个缺乏反馈、反思和自我纠错能力的机制，它使得下层的权利要求难以走到上层，地方政府在危机发生时往往出于官员“自保”的心态而封锁消息。如2007年太湖蓝藻大规模暴发导致无锡市民饮用水困难的消息即先由中央媒体而不是无锡的媒体批露的。事实上，一些地方官员可以长期包庇环境犯罪，甚至官商勾结，在当地激起“人神共怒”，却不被追究责任的一个重要原因的就在于此。
2．权力结构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第一，环保部门不独立，难以负起环境监管职责。按照我国现行的环境管理体制，环保部门是地方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直接隶属于地方政府，人、财、物均仰赖于地方。环保部门一方面要依法保护环境、履行环保行政管理职责，另一方面又要服从地方政府、“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因此，地方环保部门无法抵御来自地方保护主义的行政干预，更无法有效解决跨区域的环境问题。
第二，司法部门不独立，难以维护公众环境正义的诉求。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中，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守护者，司法的本质决定了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前提。但在我国，司法机关同样也存在着人、财、物仰赖地方的状况，实践中司法被要求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因此，在环境诉讼中，司法遭遇来自地方政府强大的阻力，难以维持环境正义乃属必然。
3．政府资源管制带来的权力寻租导致资源浪费与环境灾难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各级政府代表国家对资源进行管制。这种管制模式造成了我国资源基础性产权制度不明，产权所有者处于实际缺位的状态。由于缺乏市场的竞争，加之对权力尤其是对地方党政部门“一把手”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在资源定价方面存在过多的人为因素，结果容易造成权力寻租，致使环境资源因而陷入了无所顾忌的滥用与难以遏制的流失的境况。
4．现行的财政体制及官员任命、考核体制决定了地方官员任期内难以重视环保
首先，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使然。我国现行财政体制实行的是中央和地方分权体制，但从财政分权的内容上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明显不对称。2003年4月，世界银行在《东亚城市的转型》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69％的公共开支发生在地方政府，其中又有55％以上的公共支出发生在省级以下政府。中国的许多市县提供了近100％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福利支出，县乡两级政府也提供了大部分重要的公共服务，包括70％的教育预算支出，和55％－60％医疗卫生支出。[4]地方政府在承担义务的同时并没有获得足够的权力，中央对地方财力的剥夺过于严重，造成地方政府入不敷出，无力负担基本的公共开支。因此，地方官员任上考虑最多的就是发展经济，至于环境保护则无暇也无力顾及。近年来在我国，许多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出于财政的压力，热衷于“招商引资”，不惜给予相关企业包括大幅度降低环保门槛在内的诸多“隐含优惠条件”，污染企业从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落后地区转移的现象已经大规模发生，并正在成为一种“污染国内跨地区转移”的趋势，值得警惕和深醒！
其次，“吃饭财政”导致地方环保部门自身利益寻租使然。在我国，国家机关机构庸肿、人员严重超标是一个由来已久、极为普遍的现象，政府机构人员臃肿，官多为患的局面用前中央组织部长张全景的话说，可以说古今中外都没有过。[5]这种现象也造成了现行的体制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吃饭体制”。一些地方环保部门，特别是县区一级基层环保部门人员严重超编，这些部门的领导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解决本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问题。由于现行体制规定行政部门可以从“罚款”行为中提成，因此，一些基层环保部门遂纵容企业非法排污，以取得罚款为本部门利益寻租。
第三，政府官员的任命及考核方式使然。在我国，由于地方党政官员由上级决定，而非当地民众通过选举产生，长期以来，官员养成了只唯上，对上而不对下负责的习惯。同时，由于政府的行为缺乏法治化的制约，政府决策、执法、监管等行为几乎完全依靠主要领导党性和道德的自律，缺乏有效的纠错机制。特别是很多地方的县委书记、县长等主要领导属于省管干部，县一级的权力监督部门无法监督，而省级权力监督部门对其监督又鞭长莫及，遂形成“看得着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着”的权力监督真空的尴尬现状。从2006年的“彭水诗案”、以及最近的辽宁西丰“抓记者案”等案件的报道中，可以窥见某些地方主要领导权力任性之一斑。而山西、河南等省“黑砖窑”案中各级官员对民生的漠视，更暴露了基层政府权力生态的恶化。因此，在当前对地方官员考核过于重视单一而畸形的GDP指标的政绩观的激励下，大规模地出现地方党政官员们为了追求自己任期内的所谓“政绩”，片面追求经济发展，不顾环境利益不择手段地搞一些急功近利的经济行为实属必然。
事实上，当前在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关系，地方政府财政需要这些污染企业的支持，因此，对其污染行为实质上听之任之，甚至充当污染企业的保护伞。例如，《扬子晚报》曾报道环保人员居然威胁环境污染举报者。 [1]又如，2004年四川沱江两度污染，造成“近百万群众饮用水暂停供应，社会生产生活受到较大影响，沱江鱼类大量死亡的严重后果”，但四川资阳红头文件不准律师接沱江污染官司。[6] 而江苏环保人士“太湖卫士”吴立红涉嫌以环保名义敲诈而被捕入狱，更表明了公众的环保维权和自主治理处境之艰难！从近年有关新闻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以上情况绝非个案。
二、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走出制度失灵困境
当代中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入宪，“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新时期党执政的目标。但是，必须看到，这些远大目标的实现不能只止于宏大词汇的叙述，更需要“具体法治”， 需要采取具体的措施来落实。众所周知，我国政治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状况不仅直接制约了经济改革向纵深发展，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发和加剧了腐败行为。[7] 中国环境问题的解决，根本在于政府必须带头守法。但是，“强制私人尊重法比较容易，国家在此可起举足轻重的仲裁人的作用，而强制国家尊重法比较不易，因为国家掌握着实力”。[8]要求政府守法，则必须建立良好的由法律控制政府的政治体制。因此，只有坚定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有望彻底解决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环境危机，当前体制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环境执法将很难避免被体制痼疾所消解的命运。
1．政治体制改革有赖于观念改革的先行
首先，良好政治制度设计的前提是承认“人性恶”。虽然实际上人性是不一的，承认“人性恶”带有自我贬低甚至作践的意味，很多人情感上难以接受。但是，正如休谟所认为的那样，“在设计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都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之外，别无其他目的。”[9] 边沁认为，权力为私利所左右是“拥有权力外衣者的本性”，“即使他今天的确没有做什么错事，他今天一定已在思考，并且除非他惧怕公众有反映，他明天定会做这些事。”[10]而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并当过第三届总统的托马斯•杰弗逊则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信赖，在任何场所都是专制之父。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 。[11]
其次，应当重新审视社会秩序观、社会发展观和官员政绩观。长期以来我国奉行的整体主义意识形态在实践中把人工具化，“个人的权利只有在与整体目标相容的时候才具有正当性，而整体利益是可以随意解释的，大的有现代化、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等等，而对这些价值的解释权掌握在各级领导人手中”。[12]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籍的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认为，社会发展与进步应更多地考虑到人的生活质量或者人的自由度。因此，应当改变“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重视公平、正义、自由、人权等价值，尊重并保障人的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角度对“发展就是硬道理”进行重新审视，抛弃单一的以GDP为标准的官员政绩观。
2．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实现权力产生及行使的民主化与法治化
第一，作为一项基本的政治常识，官员只有真正经民主选举产生，才会对选民负责，才不会“只唯上”。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生前曾多次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13]2005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中开篇即宣布“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成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又提出了 “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这表明，民主作为一种普世的价值已为我国政府所承认和奉行。因此，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应当切实采取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措施，改革长期以来政府官员事实上由上级行政任命产生的方式，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功能，真正实现政府官员由民选产生，兑现我国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庄重承诺；第二，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以权力约束权力的、合理的分权体制，建立科学的监督体制，改变当前地方事务由党政主要领导个人说了算的现状；第三，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化的、科学合理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体制，增加地方法定的财政分配比例，充分保证地方财政收入，同时，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实现民主和法制化；第四，实现权力配置的合理化，使环保部门以及司法部门在体制上完全独立于地方政府。只有实现了以上改革目标，才能使地方官员不可能置当地群众生命、健康、财产于不顾，而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同时环保部门才能真正有效地行使监管之责，司法部门才能实现司法审判的监督职责，保障环境正义。
3．政治体制改革的图景是确立“有限政府”
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国家经历了政府权力不断扩张，从消极不作为到积极作为，从近代的“夜警国家”发展到现代“福利国家”、“给付国家”的历程。但由于我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由于“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14]现实表明，我国的情况与西方相反，不是政府管得太少，而是政府管得太多。正是由于法律制度及政治体制的不健全，需要政府来管，而政府越是管得多，体制就越是难以健全，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因此，笔者认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政府角色应定位于：在为社会提供包括完善的法律及司法体系在内的公共产品基础上，建立“守夜人”式的“有限政府”，尊重社会“自生自发的秩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只有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才应该介入。
首先，放松政府对资源的管制，实现资源的市场化。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及其结构决定了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激励机制，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绩效水平。当前我国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资源垄断所带来的资源产权不明晰与官员的权力寻租。因此，必须改革政府垄断资源的方式，实现资源产权明晰化，使资源真正走向市场化。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改变当前资源粗放的利用方式，避免资源的浪费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环境恶化。
其次，放松具体法律中及实践中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在现代民主国家，虽然公民的权利得到了宪法的确认和保障，但这些法定权利并不会自动实现，“经典的宪法术语对公民权利作出的承诺不会自己变成现实。很多宪法条文都用最动听的词句来规定那些最令人向往的自由权利，在实践中却大打折扣”。[15]216阿马蒂亚•森对历史上的饥荒研究表明：饥荒发生的本质原因在于专制体制以及该体制下的民众权力的丧失，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个拥有自由选举和民主出版的社会发生过饥荒。“与中国三年饥饿比，同一时期的印度，虽然民主体制无法防止下层民众的慢性营养不良，但是却有效防止了1943年大规模饥荒在印度的重演，因为饥荒很快会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和报道，印度政府及早地采取了补救措施，印度自从独立之后就没有再发生大饥荒，与此很有关系。”[16] 事实上，只有民主政体才能保证政治的清明和有效地防由于决策不民主、腐败等原因而导致的社会灾难。而对当代中国的改革而言，学者指出：仅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权利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5]因此，必须从制度上保障公民的宪法基本权利能真正得到行使，具体而言：（1）完善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保障体系，建立我国的司法违宪审查制度，从宪法保留、法律保留的角度，审查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中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性规定；[17]（2）通过立法，保障民众的环境知情权和环保参与权，仿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制度”，建立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18]（3）尽快制定《新闻法》，保障媒体的新闻自由权利，改变地方媒体受制于地方政府的现状，以“第三种权力”——新闻媒体来约束权力。
和谐社会中的和谐应是一种动态的和谐，靠压制不让公众发出声音的“和谐”只能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法治社会中，公众需要有合法的渲泻渠道，这样有利于下情上达，有利于对权力的监督。近年来，圆明园防渗膜事件、厦门PX项目风波，正是通过公众的参与，才使中央政府及时了解真实情况，最终有利于事件的解决。因此，政府应当鼓励至少应当允许公民为权利而斗争。“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强烈地要求运用和保护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就会得到保护并得以运用，于是制度就能够发挥功能。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要求和决心，无论是法院、国会还是议会都爱莫能助。”[15]216事实上，正是“基于公民权利基础上的、以保护环境为宗旨的广泛的社会运动与社会舆论，是阻止环境恶化的重要力量，而且是最根本的力量”，“ 没有公民意识的觉醒和来自公民社会的健康力量的支持，环保部门的努力，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孤军作战。弄不好就像西西弗斯，所有被他推上山顶的巨石又滚落下来，永世轮回。在最坏的情况下，扩大了的权力无非又带出新一轮的权力寻租游戏而已”。[19]因此，在当代中国，“环保领域是最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示范”，“中国必须用政治政策法律去保障公众参与，保障环境决策的民主化。”[2]
4．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责任政府
第一，在大力精减机构，坚决破除“吃饭财政”体制的基础上，各级政府应严格恪守行政伦理，坚决摒弃现行的环保部门从罚款中“提成”及类似的制度，政府及公务员不得从权力行为中获得任何利益。
第二，责任与权力相伴生，问责是对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必要制约。对于权力与责任的关系，有学者给予了形象的论述，“权力受其本性使然，一旦脱离了责任的规制，就注定会恣意妄为，践踏人间正义”，“如果权力是烈马，责任制度就是不可缺少的笼头。”[20]因此，应当建立并完善包括环境行政问责制在内的责任官员引咎辞职、官员弹劾、信任投票、罢免、质询等制度，努力将我国政府打造为现代责任政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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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秦德良.地方人大环境监督制度创新研究[DB/OL].(2007.4.25)[2008.3.6].
莫斯科上空的红旗是怎样陨落的
苏联解体10周年的回顾

张之峰 张国梁 单爽爽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红旗悄然降落，代表俄罗斯的三色旗重新升起，这标志着列宁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在此之前两年多时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已象多米诺骨牌那样相继垮台。这样，历史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世界政治地图上，苏联、东欧这一大片红色已成为旧迹。一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被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吸引住了。
面对苏联无产阶级被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共产党被解散、联盟被肢解，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也就是我们简称为苏联演变这样的世纪性事件，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看法和态度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命运问题，涉及到各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得出的结论不同，这是十分自然的事。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对于苏联的演变无一不报以欢呼。从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之日起，他们一直把消灭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然而十四国武装干涉没有能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希特勒法西斯挟大半个欧洲的军事实力进攻苏联都没有能摧垮社会主义制度，今天在戈尔巴乔夫之流的积极配合下，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实现了梦寐以求的颠覆社会主义的夙愿，怎么能不欢欣鼓舞、弹冠相庆呢！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而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则声称这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庆贺的心情，溢于言表。欢呼之余，他们并没有忘记戈尔巴乔夫的功劳。尽管戈尔巴乔夫由于背叛了社会主义、出卖了祖国而遭到了苏联人民的唾弃，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西方政要和舆论却一致赞扬戈尔巴乔夫，并授予他“和平奖”！这是对戈尔巴乔夫叛徒行径的奖赏。
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苏联的演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最严重的挫折。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苏联的演变虽然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也不可否认，它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作为对历史的反动，它大大延缓了历史的进程。然而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关键是要既认真又科学地总结教训。实际上，凡是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在震惊之余思索着苏联演变的原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强大而牢固的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竟会未流血抵抗就顷刻瓦解？
苏联、东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结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国内的因素，还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东欧、苏联的演变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的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思想教育也名存实亡。苏联今日的演变，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也有问题，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很高，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哪！
一、背离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
苏联曾经是能与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什么近几年来会陷入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危机，并迅速向资本主义演变呢？根本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实行全盘西化的政策，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改掉了社会主义道路，改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改掉了共产党的领导，改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一）改革走偏方向的大体过程
戈尔巴乔夫是1985年3月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应该承认，在戈当权前，苏联社会中积累的问题已经成堆。斯大林建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在30年代至40年代能够比较充分发挥其特点，保证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在外敌入侵的特殊环境下，能够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较短时间内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在卫国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发展的环境里，这种体制的弊端则愈来愈清楚地显示出来：具有很强的强制性，缺乏生机和活力，易于疆化。在经济体制上表现为：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实行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实行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在政治体制方面则表现为：实行高度集中的以党代政的党领导体制；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民主太少，缺乏有效的人民监督体制；在意识形态和国家精神生活上盛行个人崇拜。对于这种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是应该改革的。只有改革了这些弊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都曾经进行过改革，其弊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上赫鲁晓夫曾企图全盘否定）。这种体制到了80年代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效率低，耗费大，补贴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结构畸形，发展速度不断下降。50年代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0％，60年代为7％，70年代为5％，80年代头五年就降至3%。这就使得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越来越大，苏联面临沦为世界二等国的境地。还有，社会上消极现象丛生，社会道德开始堕落，酿酒、吸毒和犯罪开始滋长、发展。党风严重不正，出现了无视法律、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现象。还有一大批历史冤、假、错案未平反，迫害者离心力在增大。民族矛盾一直存在，民族动乱时起时伏，只是在高压政策下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骚乱而已。在对外关系上，由于执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甚至出兵侵占他国，苏联社会主义形象受到损害。面对这种状况，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全面改革的方针，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从6年来的实践来看，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均未取得预期成效，反而使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更加恶化。究其原因，就在于改革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搞全盘西化。
纵观苏联的改革，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85年4月—1988年初为头一阶段。这三年主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8年以后为第二阶段，这三年偏重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体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也大体相应的分为两个阶段。前后两个阶段的思想，虽有内在联系，但毕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改革的目的由“完善社会主义”变为彻底“更新社会主义”，“根本改造社会大厦”。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为了扭转70年代以来苏联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局面，1985年4月，在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举行的第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加速经济发展和进行改革的主张。次年2月，苏共27大通过《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同时决定进行经济政策改革。
在这以后的头三年政策中，戈尔巴乔夫在思想上，对斯大林和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体制总的说还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承认依靠新政策的优越性，使苏“在很短的历史时期登上了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高峰”。1986年苏共第27大通过的文件规定，改革的目的是“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以使社会达到“新质状态”。当时，戈还多次强调，改革的任务和方针是“全面完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以充分揭示和利用社会主义的一切优越性”。这一时期，苏当局的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经济方面，重点是探索经济改革和加速经济发展的途径。当时，戈强调对苏共26大（1981年）方针政策的继承性，主张发挥计划经济的作用并改革计划工作，同时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完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上，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自负盈亏、自筹资金、自求发展”。认为提高国家计划工作的科学水平“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 扩大企业自主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基础和主要目标”。
问题在于，第一，“加速战略”的目标侧重于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但由于改革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步骤，实行“边设计边施工”，党内思想又不统一，经济改革不能到位，而加速的重点又放在重工业上，结果使本已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使重、轻、农的比例愈加失调。1987—1988年初，“加速战略”已名存实亡。第二，微观改革使企业自主经营创造外部条件，结果企业改革处于“空转”状态。例如，国家虽然取消指令性计划指标，代之以控制数字、国家订货等间接计划控制手段，但企业仍无法自由采购原材料、无权自由定价和自由销售。到1990年底止，95％的产品、95％的价格仍由国家统一调拨和统一规定，贩运商品视为非法。因此，企业无法搞活。第三，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后，政策不配套。企业自身获得的利润大大增加，自主支配的经济刺激资金由20％以内增加到40％以上。但在没有宏观约束的条件下，企业往往要利用这点权力为小集团谋利益，如任意改变产品结构、变相提价、多发奖金、增加工资等等。此外，为了争取人民支持，国家实行超计划增发货币。这样一来，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职工报酬的增长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导致物价不断上升。国内市场食品和工业日用消费品供应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第四，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放弃阶级斗争，导致社会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日渐增大。戈尔巴乔夫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还提倡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民主化”，企图以此来发动群众揭露体制的弊端、揭露苏共历史上的阴暗面。社会上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这个机会纷纷起来骂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各种舆论工具也经常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戈尔巴乔夫对此熟视无睹，不仅看不到里头有阶级斗争，而且经常发表讲话，表示支持。这样，社会上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就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日渐形成一股大的力量，开始牵制着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调整政策，纠正失误，在完善、健全新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同时，抓好阶级斗争，为改革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可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经济体制改革所以不顺利，是由于存在上层建筑的“阻碍体制”，并把面临的困难和错误的根源追溯到30年代工，批判的矛头开始转向斯大林和他领导时期形成的“社会模式”。把斯大林模式说得一无是处，说什么那是“变形的社会主义”，是“极权官僚体制”。因此，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打碎这一体制”。这种不分良莠的改革，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当然，不可否认，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确有阻力。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必要的。但是，需要改掉的是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而不是全盘改掉现行的政治体制，用不着“打碎这一体制”。戈尔巴乔夫却不是这样，而是从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的错误的指导思想出发，来制定他所谓改革“新思维”，实际上把矛头指向苏共各级领导机构。
就这样，从1988年起，由于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就，思想愈加混乱，便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企图通过削弱党的领导，发展“社会民主”来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1988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他的政改构想。这个构想，除了“全面民主化”外，主要还包括两条(1)“建立社会团体的发达体制”，说“如果没有社会团体的发达体制……就不能设想能建立起新的政治体制”。他倡议成立“一系列社会团体”，让他们“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社会利益和职业利益”，“发挥社会政治积极性”。（2）公开党和国家机构的职能，“根本提高苏维埃作为苏联社会政治体制核心”的作用，使各级苏维埃“成为国家权力与管理的全权中心”；苏共的职能由限于“在理论上制订和修改政治方针”。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戈尔巴乔夫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总目标，把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论看作是三个“革命性倡议”。会议决定“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苏共从此“不能通过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此外，会议还决定改革选举制度，建议通过“自由竞选”选举国家权力机构—苏人民代表苏维埃（即议会）和地方各级苏维埃。会上，党内各种观点曾展开激烈交锋，但会议的决定总体上体现了戈更新了的“社会主义概念”和有关改革的一套思想政治路线，把2月全会的政改构想具体化了。这就为形形色色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在苏正当舞台上迅速崛起打开了政治闸门。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文章承认：“如果（改革）初期我们认为基本上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歪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文章还宣扬“现阶段确立的全人类价值观具有首要意义”，强调“必须排除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抛弃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从对抗转向合作”。
这期间，在“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旗号下，民族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社会上出现了6万多个形形色色的“非官方组织”，苏共党内和社会上自由化思潮泛滥，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发展到否定苏联70多年的历史、反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1989年春举行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联盟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这些团体和政党的不少代表人物，通过“自由竞选”纷纷进入联盟最高国家立法机构，与苏共抗衡。这些势力与苏共党内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纲领”派彼此配合，在苏议会内外展开斗争，要求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在这种压力下，戈步步妥协、退让。于是，苏共中央1990年2月全会和随后举行的苏人代会，朝削弱苏共地位和作用方面又迈出关键性一步，决定修改苏宪法，取消宪法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同年7月，苏共28大又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和苏共新党章，把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度用党的纲领形式固定下来。大会决定，“苏共坚决放弃政治垄断”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党将同其它政治势力“平等竞争”，在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自由选举范围内捍卫自己的执政地位”和“作为政治领导的权力”。
这样，苏共28大完成了戈尔巴乔夫“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改革苏“社会大厦”的蓝图，使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及苏共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实现了国家最高决策权力的转移，决定把“政权转交苏维埃”，决策中心由苏共中央政治局转向议会，最后转到总统手中。二是政治体制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由列宁创造的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体制向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体制转变。同年10月，苏议会通过《结社法》，从立法上肯定苏联进入多党制时期。三是在经济领域，决定由计划经济向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撤销了列宁年批准成立的、有70多年历史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四是国家体制将由“单一的苏维埃国家联盟向主权的共和国联盟”转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6年改革的历程就是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过程，是非常惨痛的过程。具有7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强国，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中特别是1988年以来的三年中，毁于一旦。其根本的失误在于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迈错的关键两步是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搞多党制、致使整个改革脱离了党的领导，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失去控制，各种反社会主义势力统统跑出来，按照它们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来改造苏联。这就使苏联不得不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
（二）指导思想搞多元化
指导思想搞多元化，是戈尔巴乔夫背离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迈错的关键的第一步。所谓指导思想多元化，实质上是指苏联共产党不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苏联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我们知道，苏联共产党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按照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党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用别的思想或主义作指导，党就要变质，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党员个人来说，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就能够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排斥和清除错误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因此，是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对于整个党或党员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当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一般地说，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把握较大，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但是，也不排除在实践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这就必须进行具体的符合实际的分析。绝不能因为实践中出现错误，就不加分析地把正确的指导思想当作僵化的过时的东西否定掉。戈尔巴乔夫就是不加分析地用实践中出现的错误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戈尔巴乔夫要搞全盘西化，首先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作为一大障碍，千方百计要把它搞掉。
为此，戈尔巴乔夫找借口，利用各种卑鄙的手法，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首先，借斯大林的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通过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否定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是苏联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继承列宁的事业，在他担任苏共总书记长达30年的时间里，做出了伟大的功绩，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其功绩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在他当政的30年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苏联从落后的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变成先进的现代化工业国家。其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二是领导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为打败法西斯主义侵略、早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重大贡献。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是肃反时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们，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另外，在晚年搞个人崇拜，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独断专横。戈尔巴乔夫抓住斯大林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戈主持制定的《苏共纲领（草案）》中提出：“苏共毫无保留地谴责脱离生活、毁坏千百万人以及整个民族命运的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对此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辩解的理由。”认为斯大林时期“社会的悲剧在于，业已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被极端地曲解并且被错误、专横和对社会主义与人民权利的粗暴歪曲所困扰”。戈尔巴乔夫进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1991年7月全会报告中说：“过去，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鼓舞自己的源泉，而这个学说被极度歪曲，以适应当时的实用主义的方针，变成了一种圣经式的条文”，“过时的意识形态”。他表示要“与过去的意识形态教条和陈规俗套坚决决裂”。
其次，与“民主化”、“公开性”联在一起，来实现指导思想多元化。“民主化”、“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叫得很响的一个口号。最初，其基本涵义是“让人民知道一切”、“公开讨论我国社会生活最紧要的问题”，“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民主”，以“避免政策和工作失误”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这两个口号在当时还有一定的界定的。界定在于：“民主化”、“公开性”的“限度是应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不许利用公开性反对社会主义”。可是后来随着各种思潮在“民主化”、“公开性”中沉渣泛起和改革逐步转向政治领域，1987年后戈就松了口，转向“放手去搞公开性”和“全面民主化”。1988年1月，戈在一次讲话中“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同时提倡“完整和无条件的民主”，并提出在历史和现实问题上不存在“禁区”，要消除“空白点”，“历史上不留空白”。戈还带头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70个的历史，攻击马克思主义已遭到失败。他在1991年7月全会报告中说：“几十年来强加给党的社会主义原来那种理论和实践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并把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称为“兵营式共产主义的模式”。随后，戈又把民主化和公开性同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政治多元化联系起来，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导致了苏联几十年的专横和无法无天，并且遭到了失败，就不应该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垄断精神领域和政治领域，而应该用其它各种思想的精华来取代。他在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公开性同追求垄断观点、同硬把一种教条来代替我们所抛弃的教条的作法、同为集团的利益服务、尤其是同歪曲事实和算个人私账的行为不相容的”。并在闭幕式上表示：“我们肯定舆论的多元化，摒弃精神垄断的做法。”戈在1991年7月全会上又说：“现在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库内包括国内外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这就使思想库成了大杂烩，指导思想成了多元化。至于谈到要把共产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时，戈认为共产主义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说：“应该承认，我们的经验，并且不仅我们的经验没有提供认为这一目标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成为现实的理由。”为此，不应该再把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
第三，修改党章和纲领，删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规定。戈尔巴乔夫等人经过几年的经营，在党内和社会上掀起了一阵阵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浪潮。到了1990年7月苏共召开28大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提出修改党章，删去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条文。并在28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中突出地写上这样的条款：“我们坚决抛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同时也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纲领性声明明确地承认：“改革政策的实质在于，从极权官僚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过渡。”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个《苏共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通篇只字未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而是指出：“苏共建立在其成员对某种思想价值的忠贞不渝的基础上。对我们来说，其中主要的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可见，在多元化的指导思想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严重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概括地说，其后果就是：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整个苏联共产党，搞乱了整个苏联。广大党员失去了统一的指导思想，失去了统一的奋斗目标，就会对党和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在“8·19”事变前，就有429万多党员退党。社会上沉渣泛起，各种思潮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人们失去了观察问题和辨别问题的是非标准。苏联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看法：“现在什么都对，什么都不对。”思想乱，则为和平演变提供了良机。攻心、夺权、私有化，这是和平演变、全盘西化的三步曲。攻心，就是搞乱思想。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就是其最主要的内容。思想搞乱了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可以说，苏联的演变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
（三）政治上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
政治上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是戈尔巴乔夫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以所谓多党制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以议会制度取代苏维埃制度（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葬送的直接政治原因。
多党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党制度，属于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它根源于资产阶级本身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所谓自由、平等原则在国家政治领域中的体现。无可否认，体现着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关系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为实施内部调节所能选择的“最好的政治外壳”，就能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因为在执政党与反对党、当权者与反对派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都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都搞资本主义。因此，无论其人员、机构、乃至称谓不同的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整个资产阶级的权力发生动摇，或者旁落。此外，多党制还可以成为一些资产阶级国家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纳入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轨道的工具，使之变得对资产阶级统治无害。说到底，多党制是资产阶级实现其统治的巧妙工具。实行多党制就必须实行议会政治。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实行内阁制或总统制，一般都设有议会。议会是政党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和必争之地。谁控制了议会的多数议席，谁就实质上取得了执政权。资产阶级政府一般都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因此，只要实行多党制，资产阶级政治的一整套制度就会接踵而至。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多党制则是完全不适用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本质上只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产阶级专政是这样一种专政，它是由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达到无产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它从根本意义上讲，它是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机器对国内仍继续进行顽抗的资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即便是在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只要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还存在，只要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在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滋生出来，只要国际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还占有巨大的优势，这样的阶级斗争就必然存在，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成为必要的。既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为消灭阶级而对资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因而它就绝不能实行允许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平起平坐、分享政治权力的制度。如果实行多党制，那么就意味着承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力，承认资产阶级政党可以自由地向无产阶级政党争夺执政权。这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依然强大，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斗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无异是在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此外，无产阶级专政也要求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团结统一的阶级来掌握国家政权。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分裂将不可避免地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作为一个团结统一的阶级，无产阶级才能有效地组织国家，并对资产阶级以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势力进行胜利的斗争，并达到最终消灭一切阶级的目的。无产阶级的团结统一，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保证的。这就是说，从无产阶级的内部关系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不具备实行多党制的条件。如果实行多党制，无疑意味着承认无产阶级的分裂。其结果同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瓦解。当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执政国家政权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有许多经验教训应该加以总结，积极而又谨慎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提高共产党的执政本领。但是，决不能因为共产党执政犯过错误，就要搞多党制，用多党制来制约或取代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事实说明，实行多党制，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家政权就有可能丧失掉。
苏联实行多党制，原因很复杂，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相互斗争的结果。但作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却经历了从拒绝实行多党制到鼓吹实行多党制、再到要当总统不想当总书记，最后到解散苏中共中央辞去总书记职务这样一个渐变过程。
在1988后以前，苏联共产党对政治反对派提出的多党制主张基本是拒绝的。直到1989年1月，戈尔巴乔夫还针对有人提出的苏联需要实行多党制的主张时指出：“苏联的一党制是历史上形成的；谁也替代不了苏共。”但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内的主要领导人没有把坚持共产党领导和主张多党制之间的斗争视为一场异常严肃的阶级斗争，而且认为这两种主张不过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两种不同意见，是见仁见智之争。到了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立陶宛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当象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认识原因。戈尔巴乔夫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表现出极度的厌恶，认为社会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都根源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都根源于共产党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因而，革除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弊端，必须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做起。戈尔巴乔夫主持制定的《行动纲领》明白地讲到：“全民的法制国家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尤其是排除官僚主义的管理政权，它是保证所有公民可以享有参与国家事务和担任任何职务的苏维埃共和国。”把建立所谓的“全民的法制国家”、“多元化的民主政体”奉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这就为实行多党制打开了大门。同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也就不可避免地模糊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界限，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官僚专制体制”的形成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失误，就是由于对民主做了区分，拒绝了人类的民主传统。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彼此接近，正在“实现一体化进程”；坚持已经过时的“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使“我们对人类多少世纪以来的许多成就的意义显然考虑不够”，而主动排除这种对抗，可以使我们在“更大程度上在社会主义体系范围内利用一体化的好处”。在戈列举的“成就”与“好处”中，就包含有资产阶级民主。否认阶级的民主性，否认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界限为前提来谈论“继承”人类的民主传统，便意味着倒向资产阶级民主。二是反对派的压力。由于戈尔巴乔夫在主张实行“无条件民主化”、“无限制公开性”、“意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等原则，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当反共反社会主义政治势力宣传多党制主张时，也不敢反击，只得听之任之。当多党制主张逐步成为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思潮，反共反社会主义政治势力借助这股思潮一步步扩大，而党无力再控制局势时，戈尔巴乔夫又试图通过多党制作为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冲突、联合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消除社会生活中某种“集权”和“专断”现象的手段，因而完全放弃阶级斗争，使苏共根本无力解决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冲突，结果只能步步退让，直到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接受多党制的主张，给反共反社会主义政治势力以合法地位。
由于上述原因，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实际上就是要放弃宪法上无价之宝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文。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修改了苏联宪法的第6条，取消了苏共领导地位的法律保障内容，改为“苏共、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苏共28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中提出“要排除任何阶级、国家政党、集团、管理体制的独裁专政”，同一切进步的思想政治派别进行对话和建立伙伴关系，并建立政治联盟。在苏共的新党章中也载明：苏共与其他政党、社会政治团体（包括工会、共青团），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等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这就在政治体制上明确宣告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
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对党提出“进行彻底革新”。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苏共纲领草案》提出，要“对党本身进行彻底革新，重新理解它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认为“党的革新要求以新的立场去理解党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党同国家的关系，去选择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党将“为争取民主选举中取得代表资格而奋斗”，党在参与建立国家政权和管理机关时，“愿意与其它党派和组织进行广泛合作，为完成民主改革纲领而结成联盟和同盟”，“在议会的共产党员议员成为少数派的政权机关，他们将采取建设性反对派的立场”，实质上就是成为“议会党”。因此，纲领草案明确提出：党不再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
戈尔巴乔夫在鼓吹和实行多党制的同时，在政权建设方面做了一系列所谓“改革”。在党政职能分开的口号下，强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了达到权力的转移，还做了许多组织行政方面的动作。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其常设机构为最高苏维埃（即两院制议会）。1989年5—6月召开第一次人代会，戈尔巴乔夫当选为首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由于人大和苏维埃内部出现一批不同政治倾向的派别，各种意见争吵不休，苏维埃成了“纯粹的议会机构”，对一些重大问题经常议而不决，延误解决问题的时机。1990年2月，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设立总统制问题。同年3月有，第三次人代会决定正式设立总统职位，戈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总统被赋予远比最高苏维埃主席更为广泛的权力。这样，国家权力和决策中心就由苏共政治局转移到总统手中。同年11月，戈又提出“改革和加强国家政权委员会，建立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内阁制。这完全是模仿资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形式。苏共政治局实际上变成了各共和国党中央的联络机构，大批党的领导干部被撤职和排挤，党的领导成员不能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兼职，党的威望大为下降。事实上，这些改革没有周详的完整方案，人代会、总统制以及总统领导下的内阁的建立过程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二次人代会闭会不到两个月，又匆忙召开非常人代会讨论总统制的问题。总统制从正式提出到完成建制，总共用了不到40天。第三次人代会决定设立的总统委员会，仅仅9个月就被解散，另建内阁制。如此匆忙的变动，难免不产生诸多失误和弊端。又据统计，从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到苏共28大的两年间，苏共中央全会就召开13次。从1989年5月到1990年11月，仅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就召开4次。各委员会的会议也相当多。至于加盟共和国系统的大小会议更是不计其数。在这种政治过热的情况下，各级领导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实际上被完全搁置。
有趣的是，1991年4月24—25日苏共召开中央全会，主题是“摆脱经济危机的途径”。在短短的一天半时间里，除了戈尔巴乔夫讲话和帕夫洛夫总理的长篇报告外，有32人在大会上发了言。面对危机日益加深的事实，“激进派”和“传统派”都有人提出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的要求。戈尔巴乔夫提出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但全会多数拒绝了戈的辞职。本来，苏共已经没有管经济的职权了。经济搞不好，完全是总统和政府的责任。但戈要辞去的是总书记职务而不是总统职务。说明戈已经对党不感兴趣了，要的是实权。戈在闭幕讲话中反驳了代表们对他的批评，强调“在目前情况下，最合理的方针是坚持政治中间主义的方向”，“如果有人想恢复宪法第6条发挥作用的状况的话，那么社会是不会接受这种立场的，这将被认为是反改革的构想，是恢复旧制度的动作。”这表明，戈仍在坚持其错误的政治改革路线。
“8·19”事变后，戈尔巴乔夫以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没有反对和抵制事变为由，宣布解散苏共中央，并辞去总书记职务，把整个党抛弃。个人宣布解散党是不符合党规党法的。再就其解散的理由来说，也是不成立的。发起事变的人是副总统及总统内阁的一些成员，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并没有介入。相反，苏共副书记伊瓦什科在关键时刻给发起事变的副总统出难题，提出要见戈尔巴乔夫。这对于促使戈复出起了不少作用。因此，要解散的应该是内阁，要辞去的应该的总统职务。戈尔巴乔夫强行解散苏共中央，说明已经是苏联共产党最大的叛徒，是党内自己培养的敌人。
从戈尔巴乔夫拒绝接受多党制到鼓吹实行多党制、再到要当总统不当总书记、最后到解散苏共中央，这一逐步发展的轨迹，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训，对我国一些主张多党制的人来说，也是一帖最好的“清醒剂”。
（四）经济上稿私有化
苏联经济改革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搞私有化，而且是以乞求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援助为条件的私有化，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当然，在改革的头几年，并没有明确提出搞私有化。但随着改革政策的失误，经济危机的加深，苏联领导人不仅没有正确地总结教训，反而把经济搞不好的原因，除归咎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外，还归咎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因而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经济改革思路，其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现在国家集中的资产过多，人民同国有制关系疏远，职工没有主人翁感和积极性，因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所以要实行国有资产分散化和国营企业私有化，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混合经济”的路子。戈尔巴乔夫1990年9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我们走国有资产分散化的路子，实行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国营企业、股份公司、合作社、租赁企业，还包括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在内，作为法律上平等的主体进行活动。”不提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并说：“实行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是为了“克服人民同生产资料、同所有制疏远的现象”，“以调动人们的主动精神，鼓励他们的劳动活动和经营活动，广泛地应用科技成果，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