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蒋传光


“法治文化”是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个概念。相比较法律文化的研究而言，对法治文化的相关理论研究显得较为薄弱。法治文化概念提出以后，其内涵是什么，它与被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法律文化有何联系和区别等，这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法治文化的概念

对法治文化，目前有各种解读。具有共识性的观点认为，法治文化应该包括法律制度结构和法律观念结构，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是包含民主、人权、平等、自由、正义、公平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

笔者认为，法治文化是以追求民主、自由和权利保障为目标，在一定的治国理念和与此相适应的制度模式确立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具体而言，法治文化就是在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其核心是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模式的确立，以及在此理念支配下相应制度和组织机构的建立与运行。目前在法治理论研究中，一切对法治内涵的揭示，对法治社会表征和遵循原则的描述与总结，法治运行机制的建构和实践活动，诸如法治的价值目标追求、法治的理念和精神、法治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模式、法治的实现状态等，都属于法治文化的内容。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关系

法治文化是一种先进的法律文化。从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的概念及结构比较来看，两者都包括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两个部分，并无实质性的差异。在逻辑关系上，法治文化应归属于法律文化的范围之内，法律文化的外延大于法治文化的外延，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一种形态、一个阶段，是一种与人治文化相对立的先进法律文化。法律文化除了正面的法治文化以外，还包括非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区别与联系。首先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历史属性。两者都是人类社会本身生成或演进的产物。正是在一国法律（法治）实践的时间流变中才形成相应的法律文化和法治文化。但是由于受法律（法治）实践的条件所限，法律文化更可能强调传统性，而法治文化更凸显现代性。但是由于现代和传统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因此这种区分仅仅具有学理上的价值。

其次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实践关联性。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都具有浓厚的实践关联性，即作为文化的法律或法治都是人们法律实践积累而成的。没有人们具体的法律实践，不可能形成所谓法律文化或法治文化。正是在具体的法律实践中，作为文化的法律或作为文化的法治才可能成为一种存在，而成为一种治国理政和纠纷解决的经验及智慧。

另外，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联系具有实践可转化性。无论是法律文化的倡导者还是法治文化的信奉者，二者都关注制度层面背后人们的生活模式对法律的影响。只不过在研究层面上，法律文化研究者更关注规则背后的因素对于规则适用的有效性和实效性的制约，寻求通过破解传统或通过传统来实现法律现代化的路径。而法治文化的研究者更多地关注人类一些普适性的要素，如民主、自由、人权等。但从实践考察，由于法治文化的普适性存在一定的限度，在法治文化建设过程中需重视“本土资源”或“民族精神”，而法律文化则能提供相应的资源。同时，法律文化可以转化为法治文化，特别是法律文化中的一些合理的、适合法治现代化的因素，则更能促进这种转化。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区别。首先，两者的区别在于研究背景的不同。法律文化更主要的是回应和解释，法律作为一套规范体系与法律规范背后的习惯、传统和长期养成的社会心理等因素之间存在悖论和冲突。特别是当这种悖论和冲突影响具体司法案例判断或具体立法的议案内容的时候，则更为凸显法律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法治文化是人们对既有的法治建设的一种反思和重新思考的产物，更多地回应了人们对于谋求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人权等的诉求，特别是在精神和理念层面要求人们去信任法律、信仰法律。

其次，两者的价值判断不同。一般认为，从形式意义上，法律文化与法治文化没有太大的实质性差别，两者的实质性差别体现在内容上，即法律文化为中性概念，而法治文化为价值概念。从内容上比较，法律文化中既有正面的价值判断，也有负面的价值判断；而法治文化则是正向价值判断的文化类型。但对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的比较仅限于此还不够，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比较。

我们在肯定法治文化的正价值取向的同时，要对法治的理念和法治的实践加以区分。我们要看到法治文化作为价值目标追求，是衡量法治实践的标准。但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中，可能会出现许多对法治文化认知的不利因素。换言之，法治文化在实践中展现给人们的并不都是美好的一面。

法治的手段本身具有局限性。法律以其特有的规范作用和社会作用对社会生活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但我们看到作为法治手段的法律在作用于社会生活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根据庞德的观点，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有些限制产生于对适用法律的事实，在其确定中包含着的各种困难。确定事实是一个充满着可能出现许多错误的困难过程，错误认定曾导致过许多错判。第二，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义务难以捉摸，它们在道德上很重要，但不能在法律上予以执行。第三，有些限制产生于许多严重侵犯重大利益的行为，其所使用的方式微妙离奇，而法律手段对这些利益的保障却无能为力。第四，有些限制产生于对人类行为的许多方面、许多重要的关系以及某些严重的不良行为不能适用规则和补救等法律手段。换言之，法律惩罚的范围是有限的。第五，有些限制产生于为了推动和实施法律，必须求助于个人的必要性。因为法律不会自己实施，一定要有人来执行法律，人的素质对法律的实施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法律在社会控制中担当主要功能时，还需要其他手段的配合。

法治文化可以分为理念上的法治文化和制度层面的法治文化，从理念上看，法治文化包含了人们对于法治国家建设实现的一系列理想和正当性的价值追求。但是理念上法治文化的实现必须通过具体的制度性的法治文化来达成。至于能否说所有的制度性的法治文化都具有正面价值的判断，这就需要具体的法治实践的检验，同时受制于落实法治制度的具体社会条件等一系列因素。

在法治实践中，每个法治价值要素的实现并不都是均衡的。在法治价值目标中有各种构成要素，每个价值要素对法治社会的构建都是重要的和必需的。但在法治实践中，并不能保证每个法治价值要素的实现都是均衡的。可能的情况是，在追求法治价值目标的过程中，会导致法治价值目标各要素之间的失衡，即在追求一个价值目标时，可能会影响或者损害另一个价值目标，从而导致人们对法治的信赖缺失，比如在司法理念中，强调程序正义优先，在实践中，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有可能牺牲实质正义。这从法治的理念上可以得到解释并被视为正当，但在实践中往往很难得到当事人及普通公众的认同，难以达到主流话语中的社会效果，从而损害法治的权威。

法治文化的特点

与在价值判断上具有中性意义的法律文化相比，作为正价值取向的法治文化有以下特点。

制度层面上应是良法善治。法治社会应是良法之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所谓良法，即所制定的法律要遵循正义、道德、公平、正当程序、个人权利和尊严的理念，并且在现实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中加以贯彻。具体地说，符合良法标准的法律，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础之上。法律必须尊重和保护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各种民主权利、政治自由和经济社会的文化权利。法律不仅要满足人们的利益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正义需求，不仅要满足人们的效率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公平需求，不仅要满足人们的秩序需求，也要满足人们的自由需求，避免法律存在偏重秩序和国家利益追求，无形剥夺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出现公平沦落的现象。

政体的组织机构应是一种有效的权力制约模式。法治社会的构建不仅要确立法治的精神和理念，要有反映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潮流、代表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完备的法律体系，还要有与法治要求相适应的政体组织机构，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在法治视阈下，不论采取何种政体模式，对各种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的法治理念是不能违背的。

社会治理遵循理性规则之治。法律是理性的体现，理性能使人们更公正、更平和。作为一种理性规则，法律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私力救济，把各种社会冲突和纠纷的解决纳入秩序化和程序化的轨道上。现代社会的多元利益冲突、互动与整合，孕育了自生自发的理性秩序规则。这种理性秩序规则功能和作用的发挥，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仰赖于公民的规则意识。因为不同的利益主体在市场经济竞争与合作中，既要竭力主张其自身利益和自由平等权利，同时又必须作出必要的妥协、让步与合作，而这种妥协、让步与合作的基础就是理性规则。

公民的人权和各种法定权利能得到有效保障。保障人权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个体性，以人的权利为出发点和归宿，是当代法治理念的精髓。在法治建设过程中，保障公民的人权和各种法定权利，就是要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能够得到认真实现，坚持以人为本，真正做到以公民利益为重，尊重公民主体地位，依法保障公民的各项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和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保证民众的意见得到充分表达，合理诉求和合法利益得到充分体现，使民众切实感受到权益受到保障而具有幸福感，从而自觉接受规则的约束和秩序的维护。

社会各类主体具有自觉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确立法治意识和理念，最重要的是要确立公民规则意识。公民规则意识就是公民在对法律信仰、认同的基础上，积极主动、自觉地遵守和服从法律规则。作为公民意识内涵的一个核心层面，公民规则意识的培养应着重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包括积极的权利主张与合法权利的保护两个方面。二是权利行使的正当性意识，或正当程序意识。这种正当性的要求，就是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要讲程序，遵循一定的规则，不能滥用权利。三是权利的节制意识。对权利的节制，就是要合理限制某些权利，使之符合所处时代、所处社会的道德、法律、经济发展状况、文化等多种价值取向。当然，人们的权利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四是自觉守法意识。守法意识，即尊重法律、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的意识。五是社会公德意识。

法治思维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思维模式。法治思维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是一种国家治理的理念、视角和思路。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它不仅是社会治理中的价值追求，更主要的是一种治国方法、手段的选择，在社会治理的各种手段中，更侧重于法律规则和法律手段的运用，强调依法办事。法治的实现，不仅仅是建立一套完备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把法治变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思维模式，即法治思维。具体而言，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把法治思维模式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基本思维模式，就是要注重法律方法和手段的运用，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完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确立公民和各级政府机关的规则意识和契约意识，引导公民对待各种涉及自身利益的纠纷，寻求理性的解决手段。

法治的模式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从文化考察的视角来看，在世界范围内，法治的模式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中外的法治实践也已证明，不从本国的实际出发，试图复制或完全照搬别国的法治模式是不可能成功的。法治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已被证明的最佳治国方法，并为人们所推崇。但不同的国家，由于其法律文化传统、国情不同，其模式也不应是单一的。事实也是如此。以法律文化传统来划分，目前世界上就有民法法系、普通法法系、伊斯兰法系和混合法系等不同模式。在同一法系内部，各国又有很大差异。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政府


长春市人民政府审批管理办法

市政府第46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更好地实施《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加强政府审批的管理，将政府审批纳入依法、有序、高效运行的轨道，防止腐败，促进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政府及其各委办局和授予行政管理权的组织的政府审批行为，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政府审批，是指被授予审批权的部门和单位，按照事先规定某些事项获得批准的条件，根据具体情况，依据有关规定对报批事项进行审核、批准的行政行为，包括审批、核准和备案。

　　第四条　政府审批应当遵循合法、效率、公开、科学的原则。

　　第二章　审批管理

　　第五条　审批部门应当根据《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中确定的审批事项，研究制定规范的审批程序和工作流程，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减少审批工作的随意性和有关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第六条　涉及多个审批部门的审批事项，应当建立联合办公制度，实行“一条龙”服务或“一站式”办公。

　　审批部门内部程序比较复杂的审批事项，应当理顺工作环节，实行“窗口式”服务，由申报单位或个人把符合条件的申报手续送交服务窗口，审批部门实行内部运作，并在承诺的审批时限内将审批结果返回窗口交给申办人。

　　第七条　政府审批下列事项应当公开：

　　（一）审批事项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依据；

　　（二）审批事项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三）审批程序，包括各环节所需的条件和手续；

　　（四）审批时限，包括规定的时限和承诺的时限；

　　（五）审批结果，包括未予批准的原因；

　　（六）工作制度、纪律，监督部门及监督电话；

　　（七）责任追究办法和惩戒措施；

　　（八）承办单位和人员的姓名、职务及其职责与权限。

　　第八条　禁止政府审批部门的下列行为：

　　（一）随意增设或撤销审批事项。除法律、法规、规章明确规定以外，确需增减审批事项的，必须事先报请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审核，并经市政府常务会议批准后方可施行；

　　（二）擅自扩大审批权限和审批范围，改变审批标准，刁难勒卡服务对象；

　　（三）借审批之便变相摊派和乱收费，谋取个人和小团体利益。

　　第三章　审批责任制

　　第九条　市人民政府审批工作由市长负责，市政府秘书长负责对有关部门审批工作的监督与协调。

　　第十条　审批事项承办部门的主要领导为本部门审批工作监督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为主要责任人，全面负责本部门审批事项的管理。

　　第十一条　审批部门具体承办审批事项的处（室）或窗口单位负责人为所承办审批事项的直接责任人，负责本单位所承办审批事项的日常管理，并将责任落实到承办审批事项的具体工作人员。

　　第四章　审批监督

　　第十二条　审批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要确定本部门负责审批管理的责任单位和人员，对审批工作实施日常监督，并设立举报电话，受理群众的监督举报。

　　审批部门应当建立过错追究制度，制定监管制度和惩戒办法，对审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要依据审批工作责任制追究当事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

　　第十三条　市政府授权市监察局依照有关规定，对各审批部门及其审批工作实施全面监督，定期对其执行《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的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政府审批工作列入日常监督范围，通过设立举报电话、现场监督、调查走访等方式，受理群众对政府审批的投诉，查处违法违纪案件。

　　第十四条　市政府法制局依据职能，对审批部门的依法行政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各部门报送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草案中涉及的审批事项，法制局应当依法并结合《长春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政府审批制度改革若干规定》的要求进行审核。

　　第十五条　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根据各职能部门“三定”规定确定的职责与权限，负责认定各部门审批权限及审批事项增减变化的协调落实工作。

　　第十六条　审批部门要主动接受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法律监督和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定期邀请人大和政协有关部门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审批部门要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积极为社会监督创造条件，审批工作人员应当持证上岗，挂牌服务。各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切实把审批工作置于有效的社会舆论监督之下。

　　第十八条　各监督部门对群众的举报和投诉要认真对待、及时妥善处理。当事人对审批结果或者监督处理意见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章　处罚

　　第十九条　审批部门擅自增设审批事项，扩大审批权限和审批范围及改变审批标准的，除责令改正外，由有关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对该审批部门第一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条　审批部门借审批变相摊派和乱收费的，除责令改正外，还要追缴非法所得，上缴财政；并对直接责任人和审批部门第一责任人、主要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一条　审批人员利用职权刁难勒卡服务对象的，限期调离审批工作岗位，构成违纪的，由监察机关负责查处；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因审批部门和工作人员失职、渎职给工作造成损失的，由有关部门依照《国家公务员管理暂行规定》，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有关部门对违纪违法审批责任人员不依法进行处理的，由监察部门和检察机关予以监督并纠正。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政府法制局、监察局、编办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2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