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南镇农村法律现状的调查报告
——兼论新时期的农村法制建设

（康勇斌 江西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341000）

序言：
水南镇位于赣州市的新城区，属于赣州市新规划的市政、办公中心区，其所辖的4个村中既有土地被全部征用、农民全部“洗脚上田做市民”的；也有部分土地被征用，处于“半农村半城市”(即城乡结合)局面的；还有离城市较远，基本保持了传统农村面貌的村庄。该镇的现状与新时期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大部分农村发展的现状是基本吻合的，即各地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民收入存在较大差距。以该镇为个案，对它的法律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可以基本看到经过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我国大部分农村在新时期的法制建设中所面临的困惑和不足的，笔者自2004年7月随同江西理工大学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重点队在该镇进行社会实践起，不间断地针对新时期农村的法律现状和农民的法律意识等问题，对该镇干部及广大农民兄弟进行了较长期的走访、座谈与问卷调查，从得来的资料中，笔者认为在当前我国农村的发展中，农村法制建设正面临着经济与法律相脱节、现代法律与传统道德间相互存在裂痕、法治与人治传统互相对立对峙、司法和行政貌离神合、法律宣传欠缺力度、普法徒具形式等方面的现实困境，从而希望在以后的农村法制建设中能更多的关注到和走出这些困境，并针对个案农村所存在的这些现象，就新时期我国的农村法制建设提出了几点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内容摘要：本文以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南镇为例，对当前农村法律状况、农民法律意识状况等进行了思考与分析，揭示出在当前我国农村的发展中，农村法制建设所面临的经济与法律的脱节、现代法律与传统道德的裂痕、法治与人治传统的对立、司法与行政的貌离神合、法律宣传欠缺力度，普法徒具形式等方面的困境，并对加强农村法制建设，促进农民法律意识提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建议。认为应在发展经济、严格执法、人文执法；深入务实不懈地普法、诚信正确有效的执法；加快司法改革、实现与维护司法独立；改良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在法律与道德间寻找契合点等方面做出努力。
关键词：隐患；农村良好秩序；困境；出路

正文：
2004年的暑期，笔者有幸作为江西理工大学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重点队的一员，在赣州市章贡区的水南镇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一名法学科的学生，面对那些开始直面的农村社会现状，笔者开始思考。也是从这次社会实践开始，笔者针对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后，各项事业都已获得长足发展的新形势下农村的法律现状与农民的法律意识等，对水南镇下辖的4个乡村及各基层机关进行了较长期的走访、座谈与问卷调查。在调查结束后，笔者对那些材料进行了整理，整理之时，笔者的心情有些沉重。
我国目前有9亿左右农民，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有约3/4的国人生活在农村，因此，农村的稳定对于我国的发展异常重要，而稳定是要法律来做保障的。一直以来，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农民生活水平与素质也普遍不高，有些政策传达到农村时也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相对于被制度与法律时刻关注的城市而言，农村在其看似平静的表面下有着太多的隐患。在今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下，农村社会也正在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在这场变革中，在这个新时期，特别是在党中央极力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今天，农村的各项工作都在热火朝天的开展的，而同时农村原先所隐藏着的各种问题也开始不断暴露出来，农村基层干部强行征地、先富起来的农民在外重婚等报道时常见于报端，农村法律现状令人担忧亦可见一斑，法律在农村遭遇困境也开始展露其冰山一角，从笔者的调查数据上可以看到，在相对较富裕的章贡区水南镇有约40%的农民对法律表示陌生，约25%的认为法律不可信，20%的认为在走投无路实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求助法律维护合法权益，只有15%的农民明确表示在切身利益遭受侵害时会主动利用法律武器。对法律的陌生使他们对身边的制度产生了迷惑，有57%的农民认为村规民约就是法律，仅有43%的认为不是，且不说村规民约是否完全体现了缔约者的真实意思，但这组数据却真实的表明：农民对“法”的产生程序是陌生的。因为陌生，所以心存畏惧，所以难以接受。综合笔者一个月内的社会调查和所见所闻所感，结合个人所学知识，“窥一斑而知全豹”，笔者认为法律在农村遭遇到困境：
困境之一：经济与法律的脱节
相对于城市而言，当前农村的发展严重滞后。经济上，整体贫困；精神上，极度贫乏。农民的生活节奏缓慢，思想上与外界接触较少，原始的农耕方式依然盛行，而作为现代文明的法律则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环境才能大展拳脚，落后的农业经济决定了法律所倡导的法治观念与人权观念在农村将被抵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前大多农民只是单纯的注重村委会的民主选举，而忽视乃至漠视对村委会及其工作人员的民主监督。农民依然习惯着对权力的绝对服从，这些都是因为贫困落后的经济。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铸就相应的健全完善的上层建筑，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法律不能脱离经济基础而取得发展，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距离法律所需的实施环境尚还差着很大距离；同时多年的农村建设现实也让我们看到，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与重视，由此可想而知作为高层次精神文明的法律文明，其在农村存在和发展是何等的举步维艰。有资料显示：离城市越近，交通越方便，经济越多样化，农民越富裕的乡村，其村民的法律意识也相对较高，法治的进行也相对的较好。此次在对处于赣州新市区规划中的南桥村和距城区约有5公里之远的高楼村的调查走访，也证实了这一观点。落后乡村更多的保留了小农经济形式及其思想意识，虽然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们造成了冲击，但在短期内还无法从根本上消灭它们，而小农意识的狭隘与自私恰恰与法律所追求的追求自由平等是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同时，落后的经济所带来的贫穷也导致了法律在乡村传播的艰难，在水南镇最富裕的南桥村，笔者可以在村民家中看到村民所需要的一些单行法律规范，而在该镇最为偏远的高楼村，笔者即使在村委会也未能见到多少法律法规资料，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经济上是否宽裕是个很大的因素，一个人只有手中有了“闲钱”，才可能会去考虑接受生存以外的事情。
困境之二：法律与传统道德的裂缝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讲究以礼立国、忠孝廉耻，由于教育水平的相对低下，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部分“传统道德”在农村依然大有市场，封建礼教、宗族观念等依然还是广大农民判断是非善恶的重要标准。笔者认为，有一个现实我们必须正视：在农村，由于缺乏“法治”的经济基础，法律进入农村和在农村的传播更多地表现为蛮横的移植和强制的灌输。这样被传播的法律势必是无法与农村实际完美结合，结果，“法律”不仅没有给农村秩序和稳定，反而破坏了原有秩序，打破了原有平静，带来了人心惶惶。由于在农村已有千年的历史，传统道德和风俗习惯在意识上、表现上等与农民的素质水平、农村的现实环境相符合，农民反而更愿意接受传统道德、风俗习惯的管理约束，而不习惯于服从法律。从本次调查的数据上看，约52%的农民认为维护农村良好社会秩序的是道德，约有43%的农民认为应该是良好风俗，只有24%的农民明确表示是法律（数据是对走访、问卷的结果统计所得，问卷允许多项选择）。我们无意去怪罪农民，缺乏经济基础的法律在农村犹如无根之木，它难以让人对它产生信仰（这里面自然有普法不到位的因素，下文再述），而且在同一问题的解决上，农村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似乎也比法律来得更切合实际，更深入人心，更合理有效。信守传统道德的农民也更愿意相信伦理常情，他们多是以人论事，而非以事论人，在他们的观念里，好人永远是好人，坏人永远是坏人。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好坏，一件事的是非，用道德伦理就能一下分清，根本就是与法律无关，在农民的宗族观念里，发生在家族、家庭内部的事都是“自己家里头的事”，无论家庭暴力还是族内奸情等都与外界没有关系，那又怎么需要外界力量的进入呢？！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曾有妇女这样问道：我家老公喝醉了酒或者在外受了气回来就打我，打我满身是伤，但他后来会给我钱叫我医疗所看看，这算不算犯法啊? 在笔者告知她的，这是属于典型的家庭暴力案件，已经违反了《婚姻法》等法律，你可以去法庭或者妇联请求帮助时,那些妇女往往表现出来的是“不可思议的表情”，他们认为：是自己的老公打了自己，而且已经给钱并叫去医疗所了，那还能是违法啊，还要去法庭啊。在农民的潜意识里， “上法庭”、“打官司”不是一种维权的手段，而是一个骂名，谁动了就会被人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丢家里人、族内人的脸，甚至还可能要受到族规的惩罚。“私了”往往是广大农民最愿意做出的选择，而这一选择正是小农意识与传统道德伦理观念的结合，同时与“打官司”这一“公了”手段背道而驰的。在调查过程中笔者常常被人这么问道：这样的事要他多少钱才不亏呢？这样的事我该不该付这么多钱？面对这样的问题，笔者往往无法坦荡地作答。由此可见，与贫穷落后相伴而生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目前还残存在我国的广大农村，而此刻，它们也正在农村与现代法律意识相对峙，在两者之间有一条深深的沟，它需要由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做基础的相应思想来弥补。
困境之三：法治与人治传统的对立
由于法律在农村的苍白与无力，法治在农村的实行也是举步维艰，在农村的传统道德观念中，人们更愿意去信仰一尊神，尊崇与服从一个被神化了的人，说出这些话，笔者并不觉得他们很可笑，中国历来是实行人治的，讲究的是服从，历史上的法律大多都是只设定义务而极少设立权利，几千年的传统中，法律只是一个维护统治者统治秩序、保障“人治”的工具，而长期以来，法制在农村的立足点与着眼点都是如何加强管理，着重于法的政治统治功能，以实现有效统治为既定目标，而忽视其公共管理职能，将法律的权威牢牢地与“统治者”的德行与威信捆绑在一起，法律似乎忽视了“法律该维护农民权益”这一功效（近十年来相继制定、修改颁布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承包法》等涉农法规正在开始使这种局面大有扭转），农民得不到政策法律的实惠，只会让他们对政策法律产生厌倦情绪。同时国家多年来城乡分治的做法和农业与非农业区别明显的户籍制度，城市居民与农民待遇不同的传统，也严重压抑了农民的思想，闭塞了农民的视听，这也使得农民对法律怀有失望情绪。而对权力充满追逐与崇拜，表现为对行政的害怕和绝对服从，对领导的感恩戴德和顶礼膜拜。在农村总不缺乏这样的场面，某户农民的冤屈被“平反”了，该农民往往会对过问过此案的干部送这送那，甚至上门下跪感谢，他们认为是这个干部个人帮助了他们，是这个干部手中的权力拯救了他们，而非法律，同时有一点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人治社会并不总是产生“坏官”，它也会有“好官”，当他们握有权力的时候（人治的社会环境往往使他们的权力难以受到制约），通常能很好地造福百姓，惩恶扬善，超越法律，带来更为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且，他们那种依靠行政权力净化社会风气的行为所表现出的人格魅力，亦被老百姓所津津乐道，心悦诚服，五体投地，直至在心中升华为神，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宋时期的包拯与明朝嘉靖年间的海瑞了，他们都是生活在人治社会之中，但是他们做了老百姓所希望的事情，在乎并维护了老百姓的权益，这也就是民间为什么对“包青天、海青天情怀”久久不能释怀原因了，然而，人治下的稳定、秩序、公正、繁荣都是暂时的，要想保持长期稳定，就必须建立制度，实行法治。
困境之四：司法与行政的貌离神合
笔者在乡村调查的过程中曾经遭遇过这样的事情：当笔者在乡村采取随机聊天的方式进行调查时，每一位村民都乐意与你聊，海阔天空，对你问的问题无问不答，但是当笔者掏出调查问卷，请求配合就问卷题目进行回答(注：问卷中的问题与笔者随机聊以及座谈等所问的问题基本相同)时，被调查的村民多半面有难色，接二连三的推脱。这是为什么呢？笔者分析认为：这与农民多年来形成畏官、害怕因为反映问题而被打击报复的心理分不开，因为无论你农民以什么方式反映问题，最后总会落到官员手上，为什么？因为农民往往看到执法的官员就是法，行政长官能够调动司法……在中国的法制史上，司法历来就是与行政合一的，这一体制，使后来中国的执法者与老百姓都产生了一种极其错误的思想：司法，原本就该是行政的附庸。这一思想，不仅使司法在实现独立的路上困难重重，也使司法的终极权威性大打折扣。行政权力凌驾于司法之上，行政手段横加干涉司法工作的场面屡见不鲜，而且行政司法权限不明，时有冲突。同时这种行政司法各自权限不明的现象，不仅在基层农村大行其道，而且在许多内陆城亦普遍存在，它主要表现为：基层法检自身无人事自主权，无财政决定权，这些权力全在地方政府手中，如此情况下，原本该有司法机关来行使的权力，被移植到行政机关手中，或者司法听命于行政的指挥，行政命令可以抵制、更改甚至替代司法判决，司法的终极权威形象如同纸糊，而司法似乎也惟有依附于行政才能“有序发展”，一旦司法与行政发生冲突，其处境将十分危险，生存亦将成为问题，司法对行政的依赖性，使行政很容易干预司法，导致司法不公，且由于在监督体制上存在缺陷，虽然宪法规定司法监督行政，但基层司法受制于行政的现状，又如何能保证监督的质量和效益呢？所以司法不公、徇私枉法、独断专行层出不穷，致使农民不相信法律，无意诉诸法律，而对行政手段解决争端带着憧憬，从而形成基层司法的巨大障碍。在调查中，我们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在纠纷发生时、在权利被侵犯时，首先想到的是向政府信访，而非寻找法律援助。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基层司法有所忧患。在我国的信访体系中有一种极为奇特的类型：诉讼类信访。且不说诉讼当事人去信访是否可以得到他想要的效果，单就他们的那种心态就已十分耐人寻味了——他们寄希望于某一领导的批示，来影响司法，以加重其在诉讼中胜诉的砝码。
困境之五：法律宣传力度不够，普法徒具形式
调查中，有很多村干部询问我们是否能够给开一些法律课程，对一些涉农法规进行讲解。询问其原因，答是：有些法律，我们知道是有这么一部法，知道有那么一个名称，但是里面的内容并不是很清楚，或者知道一些内容，但不能理解或者害怕理解有误。看着他们恳切的表情和悲痛的诉说，笔者不禁思考：法律到底是怎么走向农村的？在改革开放后，从中央到地方，都确定了经济建设这个这一工作中心，农村的经济建设亦热火朝天，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业结构等热潮一再掀起，政府在这些方面也是大费心思、不遗余力。然而，这些仅仅只是物质文明建设方面，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基层要么忽视漠视了，要么就是流于形式，作为高层次精神文明的法律文明建设亦不例外。的确，法治环境的形成需要厚实的经济基础作支撑，但却也不能允许某一段时期成为一个“法律盲区”。我们看到，农村的法律宣传工作做的并不好，其所谓的普法，形式呆板生硬，往往是简单地将一部法律或部分法条在基层政府或村委会的黑板上一写了事；要么就是在广播里一播了事，也不管是否有听众，有没有听懂；要么编个册子，到各村或个生产小组一发了事，也就不再管那些册子的命运如何了。就这样，一部法律，在其传播落实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认识与理解上的断层。再则，法律条文往往都是对普遍现象进行专业化的高度概括总结得来，是语言的精华，如此只有形式没有内容的“送法下乡”，又如何能使农民理解法律，农村接受法律呢？又如何能指望农民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能得到大的提高呢？笔者无意责怪基层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高度热情和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漫不经心，也无意否定基层农村在经济上所取得巨大成就。笔者认为：欠缺一定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的农村将使我国早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受到巨大挑战！没有一个健全有效的法律制度的保障与维护是难以建立起高速稳定的发展体系的！
法律在农村的发展，已面临一定困境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长期忽视这一现状，将会导致农村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脱节，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困境，改变农村、农民民主意识、法律意识薄弱的局面，为法律在农村开一条新路，使其能真正深入到基层，被每一个人所熟悉并运用，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社会加以重视和用心解决！本文旨在指出法律在农村所遭遇到的困境，并从一个法学科大学生的视角出发，试图找到一些走出困境的路，笔者认为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出路之一：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尽快完善立法，严格执法、人文执法
正如前文所述，经济基础是法律文明的保障和基石。加快经济建设步伐，提高农村的物质文明水平，在法律文明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已无须累言了。但是，在加速发展经济的同时，又如何来保证农村的法制建设呢？笔者认为：这种物质文明与法制文明的矛盾可以立法来调和。既然中国在很多领域一向实行城乡分治的做法，为何司法就不能变更一下其一直以来一律平等的司法立法价值取向呢？将更多的法律关怀给予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同时，在司法执法上，对于那些并无太大恶劣影响的涉农案件，能否向农民一方稍稍倾斜？就如同法律更注重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一样，对农村农民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更多一些人文关怀。使农民对法律怀有感情，在法律上找到归属感，使法律赢得民心，这也符合“法律的道德观”，现代法律的最终价值取向不应该是管制与束缚，然后树立权威，成为让农民畏惧的统治工具，而应该是从公正人文秩序等理念出发来维护、确立、保障、服务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发展，做一个亲民者、民亲者。
出路之二：深入务实不懈的普法，诚信正确有效的执法
在前文中，我们已知农村普法长期以来徒具形式、缺乏实质内容，致使农民对法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法律在农民眼中就是一个空架子。故而，就必须要改变现在的普法形式，笔者认为：首先，使普法者对即将“下乡”的法律进行揣摩研习，使其对该法的规范意义价值原则等一系列法的整体观念有深入的了解。为普好法选好材，以免普错法，乱普法。其次，结合本地农村的特色实际，多种形式、丰富多彩的送法下乡，其目的只有一个：使农民了解法律，使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深入人心，使法律能够在农村扎根开花繁茂。再次，普法要有重点分步骤的进行，农村至今还依然还存在“敬人”的思想。普法，可以从德高望重者、取得一定成就者等人开始，并有效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扩大普法的效果。最后，发展教育。此应该成为重点，法律说到底都还是一种意识，主观世界里的东西，只有头脑开放了，才可能真正被人接受，教育旨在开发大脑，提高下一代农民的思想意识水平，为法律在农村的遍地开花做准备。我们清楚，法律意识的产生寄托于一定思想意识水平的存在，故而，作为人类思想的塑造工程的教育，便重任在肩了。
同时，诚信正确有效的执法，也可达到一定的普法效果，
而且甚至可能改变千百年来法律在农村及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多年来对贫穷的深刻体会和对小康的强烈向往、追求，使农民对个人利益看的很重，正确的执法，将能使法在维护农民的切实利益上展开其功能，诚信有效地执法则将使法律赋予农民的各种权益在现实中得到及时兑现，这样，将使农民感受到用法律来维护权利是有利的是方便有效的，他们也才肯于用法来维权，正如贺卫方教授所说：如果我们能够把法制、民主、自由解释成和农民们密切相关的能给他们权利、给他们尊严、给他们发展机会的东西的话，那么我相信农民们是不会那么冷漠的。
出路之三：加快司法改革，实现与维护司法独立
千余年来实行的行政与司法合一的流毒一直波及到今天，至今，基层行政与法检关系依然暧昧，行政机构不仅远比司法机构庞杂，而且职能上多变，虽然权限较小，却也可以随意插手司法，越权行为几近家常便饭，如此情况下，如何能保证司法的公正？而且，信访等方式得来的行政命令可以对抗甚至推翻取代司法判决，这样，司法的权威性又该从何而来？司法的生杀大权掌握在行政手中，使宪法赋予司法对行政的监督职能难以行使，“没有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这也就不难怪为什么腐败官员屡查屡有了；同时，农民对行政命令的相信与依赖，也使司法障碍重重，这样往往也就造成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导致错案、冤案的发生，西方有谚语：一次不公正的判决给当事人和社会所带来的伤害远比十次平反所带来的安慰要大。因此，划清司法与行政的界限，实现和维护司法独立并有效监督地方行政是当务之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与司法改革，明确各个行政机构的职能，避免职能的冲突与重叠，消灭争相管辖现象，确定行政越权、司法违法的责任及其承担，将有效消灭行政意志在司法领域中的横行，维护法律公正正义，净化审判环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将有效的维护司法的终极权威形象，在广大人民群众心里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
出路之四：改良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在法律与道德间寻找契合点
法律之所遗，道德之所补。法律与道德同为社会良好秩序的维护者，二者相辅相承，共同维护着社会的和谐平安，然而，道德终究只能作为法律的辅助手段发挥作用，而不能与法律相对抗，同时法律亦要遵循公序良俗之原则，不可任意践踏和破坏乡村良好道德，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相应经济基础的欠缺，法律往往是以蛮横生硬的方式进入农村，由于缺乏磨合，法律在农村的处境如同在夹缝般左右为难，原生的农村道德与外来的现代法律发生冲突在所难免，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端却先发生了。如何排除这些磨合期中的弊端，使农村秩序在法律的调教下重新回归良好，将是下一步农村工作与法律工作的重点。笔者认为，改良旧道德，建立起以法律为核心的农村新道德，将推动法律与道德走向统一。农村中常有这样的“悖论”：恶媳妇虐待善婆婆，丧尽天良，天理难容；丈夫得知后，痛打恶媳，大快人心，天经地义，符合道德。然而，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却违反了法律，——这时，道德与法律便发生了冲突，这又该一谁的标准为“标准”呢？当然是法律了，当前农村还没有形成一个共同的道德判断标准，现存的道德多是松散的，片断式的，还无法让每一个人都接受、信服，而法律则不同，法律中含有道德，它是最普遍的、最基本的道德，是被大多数人所认同的（法律是由人们选举出的代表制定的），以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道德观为准，既不是少数精英的道德观念，也不是个别落后分子的道德判断，所以，也可以说，法律是对大多数人的尊重与宽容。由于法律具有普遍性，而某一地的道德风俗可能只适用于该地，将它推广到各地是不现实的。也有人说在城市成功实践的法律也只适用于城市，在农村也将难以施行，是的，法律与道德一样，都不是万能的，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和受到时间上的限制。然而，法律作为基本的道德标准是为大多数地方大多数人制定的，这就注定了法律将在大多数地方得到普及，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而不像道德风俗，各地都有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农村，不能要求法律去“将就”农村道德，而应该在农村建立一个以法律为核心的新道德体系。法律与道德并非敌人，两者应当共生共存，相得益彰。一切重在进化与改良。
结语: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的全面小康，离不开广大农村的发展与进步以及广大农民兄弟法律意识的提高,否则依法治国就无法得到全面落实，“法制社会”的目标也就不可能完全实现。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十三亿人口有九亿人口是在农村，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因此，加强农村的法制建设，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改善农村的法制环境，实现农业与农村工作法治化，其意义与责任不可谓不大，特别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新时期，尽快实现农村的法制现代化，将能尽可能的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以早日实现我国社会的全面小康,而农村法制现代化的实现,通过调查，笔者认为应该早日摆脱目前农村法制建设中所存在的经济与法律相脱节、现代法律与传统道德间相互存在裂痕、法治与人治传统互相对立对峙、司法和行政貌离神合、法律宣传欠缺力度、普法徒具形式等方面的困境，这些困境的存在，将对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极为不利，并将阻挠国家科教兴国、兴农战略的实施，阻碍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摆脱这些困境，而使农村法制建设得到顺畅、快速、高效的进行？笔者在文章中提出应在发展经济、严格执法、人文执法；深入务实不懈地普法、诚信正确有效的执法；加快司法改革、实现与维护司法独立；改良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在现代法律与传统道德间寻找契合点等方面做出努力。而且我们也可喜的看到，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市场经济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科教兴国、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逐渐深入，那些在这场变革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对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有巨大的渴求，这也就更加要求每一个农村法制建设的规划者、执行者要早日摆脱农村法制建设过程中遭遇的困境，使农村法制建设得到顺畅、快速、高效的进行。

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三届第二十一号]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的决定》已报经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0年7月30日批准，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0年8月11日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2010年7月30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对宁波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的决定》进行了审议，现决定予以批准，由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的决定

　　（2010年4月28日宁波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2010年7月30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宁波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对《宁波市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删去第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二、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台湾同胞投资者凭《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有效签注来往宁波市，如需多次入出境的，经申请批准，给予办理多次往返有效的签注，并及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居留签注。”

　　三、删去第三十六条。

　　四、第三十七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为：“在宁波市投资的台湾同胞和其随行眷属以及受聘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台湾员工 (以下简称住甬台胞)，在宁波市购房、住宿、医疗、交通、通讯等方面的生活消费享有与宁波市居民同等待遇。”

　　五、删去第四十五条。

　　六、删除原有章节设置。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波市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

　　（1995年8月9日宁波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1995年12月26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批准

　　根据2010年4月28日宁波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2010年7月30日浙江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台湾同胞投资保障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条为了保障和鼓励台湾同胞在宁波市投资，促进两岸经济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宁波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台湾同胞投资是指台湾同胞在台湾地区或境外开设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在宁波市的投资。

　　第三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在宁波市的投资、投资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依法保护。

　　台湾同胞投资者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和本条例。

　　第四条 宁波市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应依法办理台湾同胞投资事宜。

　　第五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委托亲友作为其投资的代理人，代理人应当持有具有法律效力的授权委托书。

　　第六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在宁波市进行下列投资：

　　（一）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全部资本由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的企业（以下统称台湾同胞投资企业）；

　　（二）参股、购买已有企业；

　　（三）购买公司、企业的股票和债券；

　　（四）购置房产；

　　（五）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并按规定从事土地开发经营；

　　（六）参与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七）参与旅游景区的开发建设；

　　（八）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投资形式。

　　第七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应当根据国家公布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投资。鼓励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下列项目：

　　（一）能源、交通、码头等基础设施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工业；

　　（二）农业新技术、优良品种引进和农业综合开发；

　　（三）技术水平高、产品新颖、适应市场需求和增加出口的生产性项目；

　　（四）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

　　（五）资源综合利用和环境保护项目；

　　（六）改造现有工业企业；

　　（七）医疗、体育和教育等公益事业；

　　（八）国家和省、市鼓励的其他项目。

　　第八条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用自由兑换的货币、机器设备或其他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以及从境内投资企业中分得的利润、股息或其他合法收益作为投资。

　　第九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批准可在宁波市设立商业机构，从事商业活动。

　　第十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经批准可在宁波市设立中介机构，从事信息、咨询等业务。

　　第十一条台湾同胞投资者可按规定在宁波市举办的各种展览中设立台湾产品展位，或经批准在宁波市举办台湾产品展览、展销活动。

　　第十二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按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在宁波市设立金融机构。

　　第十三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以与宁波市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公司、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

　　第十四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举办合资经营企业的，其出资额应占企业注册资本百分之二十五以上。

　　第十五条台湾同胞投资者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经营期限由投资者自行确定；合资经营企业和合作经营企业，经营期限由合资者或合作各方协商确定，也可以不规定经营期限。

　　第十六条合资经营企业董事会的组成和董事长的委派，合作经营企业董事会或联合管理机构的组成和董事长或联合管理机构主任的委派，可以参照出资比例或合作条件由合资者或合作各方协调决定。

　　第十七条台湾同胞投资者在宁波投资举办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由境内的合资、合作方负责申请；举办台湾同胞投资者拥有全部资本的企业，由台湾同胞投资者直接申请或者委托在境内的亲友、咨询服务机构等代为申请。

　　台湾同胞投资者举办企业的申请，由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统一受理。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审批，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全部申请文件之日起４５日内决定批准或者不批准。

　　申请人应当在收到批准证书之日起３０日内，按照有关登记管理办法，向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一次性告知企业登记所需文件的清单和要求，并自接到全部申请文件之日起１５日内作出准予登记或不准予登记的决定。

　　第十八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经海关批准，可以设立保税工厂、保税仓库。

　　第十九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可在境内外聘用经营管理人员和招收员工。有关部门应依法办理手续。

　　第二十条台湾同胞投资者或其委托代理人安排其境内亲属在其投资企业中就业的，可优先安排将户口转入投资企业所在地，办理转为非农业人口。台湾同胞投资者实际投资额在１０万美元以上不足５０万美元的，可安排其境内亲属１人，５０万美元以上的可安排２人。

　　第二十一条 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可以向境内的金融机构借款，也可以向境外的金融机构借款，并可以本企业资产和权益抵押、担保。

　　第二十二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获得的净利、股息、红利、清算后的资金和其他合法收入，可依法汇往境外。

　　受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聘用的境外员工的工资及其他合法收入，可依法汇往境外或按规定携带出境。

　　第二十三条台湾同胞投资企业依照法律、法规和企业章程的规定进行经营管理，其依法享有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二十四条 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依法申请专利和办理其他专利事务，申请商标注册和办理其他商标事宜。

　　第二十五条除法律、法规、规章及浙江省人民政府有明文规定外，任何部门或单位不得对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另列收费项目或擅自提高收费标准。

　　第二十六条除法律、法规、规章及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宁波市人民政府有明文规定外，任何部门或单位不得对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进行检查，不得强制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参加各类培训、评比、展览活动。

　　第二十七条 依法设立的宁波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其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第二十八条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资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可以按规定取得该项目的经营特许权或与该项目相配套的、补偿性的项目经营权。

　　第二十九条台湾同胞投资者凭《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及有效签注来往宁波市，如需多次入出境的，经申请批准，给予办理多次往返有效的签注，并及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居留签注。

　　第三十条在宁波市投资的台湾同胞和其随行眷属以及受聘于台湾同胞投资企业的台湾员工（以下简称住甬台胞），在宁波市购房、住宿、医疗、交通、通讯等方面的生活消费享有与宁波市居民同等待遇。

　　第三十一条 住甬台胞子女需要在宁波市入中、小学的，可按有关规定优先入学。

　　第三十二条住甬台胞在台湾地区取得有效小型汽车驾驶证，经市公安车辆管理部门依照有关规定，进行体格检查、考核交通法规及安全驾驶常识合格后，核发同类型的机动车驾驶证。

　　第三十三条台湾同胞在台湾和其他国家、地区卫生检疫机关或公立医院取得的有效健康证明（原件），经宁波口岸卫生检疫机构确认验证，可免作健康检查。

　　第三十四条台湾同胞投资者在宁波与他方（含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人）在投资、贸易、借贷、租赁、房地产、知识产权、企业经营、劳资关系等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调解解决。

　　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的，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提交仲裁机构仲裁。

　　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事后又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五条宁波市人民政府设立投诉受理机构，接受台湾同胞投资者的投诉。台湾同胞投资者进行投诉应有书面的投诉材料，写明投诉对象、投诉请求、事实与理由等内容。

　　投诉受理机构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投诉的事项进行调查；

　　（二）对侵害台湾同胞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处理；

　　（三）对侵害台湾同胞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

　　（四）对侵害台湾同胞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应由司法机关受理的，转由司法机关处理。

　　投诉受理机构受理投诉后，应在３０日内将处理结果答复投诉人。投诉事项复杂，不能按时处理完毕的，向投诉人说明情况后，可适当延长答复期限。

　　第三十六条台湾同胞投资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除向宁波市人民政府台湾同胞投资者投诉受理机构投诉外，可直接向有关行政部门、司法部门投诉。

　　有关行政部门、司法部门对侵害台湾同胞投资者人身、财产合法权益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认真调查，依法公正处理。

　　第三十七条宁波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台湾同胞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台湾同胞投资者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请求取得国家赔偿。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