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婚姻登记机关不能成为民事婚姻效力纠纷的被告。由登记机关当被告，甚至当“无责被告”，偏离了行政审判宗旨。行政诉讼程序不具有审理瑕疵婚姻效力纠纷的 “合法资格”。行政诉讼时效、审查对象、判断标准等均不适用瑕疵婚姻效力纠纷。“即墨案”作为行政诉讼案件，属于定性错误。其诉讼程序明显存在问题，实体判决也有待研究，属于程序和实体均有瑕疵的案件，不能作为“案例指导”供司法效仿。
【关键词】瑕疵婚姻效力纠纷；民事纠纷；行政诉讼
2012年7月26日《人民法院报》（第06版“案例指导”）刊登了《当事人弄虚作假骗取的结婚登记应予撤销——山东即墨法院判决高萍丽诉即墨民政局结婚行政登记案》（下面简称“即墨案”）。但笔者发现“即墨案”的处理存在诸多法律障碍和理论障碍，是一个有明显瑕疵的案件，将其作为“指导案例”，容易造成负面影响，有必要对其存在的问题予以澄清。
【案情回放】
2005年12月27日，原告高萍丽与第三人“张振哲”（化名）双方自愿到被告山东省即墨市民政局申请办理结婚登记，被告根据《婚姻登记条例》第五条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出具了当事人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经审查认为当事人符合结婚条件，为原告和第三人颁发了（2005）青即结字第007567号《结婚登记证》。后“张振哲”下落不明，经公安机关证实没有“张振哲”的身份信息，其使用的户口簿、身份证在公安机关没有登记，该人的真实身份不明。
山东省即墨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高萍丽与第三人“张振哲”申请办理结婚登记，被告依据《婚姻登记条例》的规定，要求当事人出具了相应的证件和证明材料，并作了形式上的审查，认定原告和第三人的申请符合婚姻法的规定，予以登记并颁发结婚登记证，该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后因“张振哲”下落不明，经公安机关查证第三人“张振哲”使用的户口簿、身份证是虚假的。“张振哲”的行为是导致被告错误认定原告和第三人的结婚登记申请符合婚姻法的规定，即被告据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当撤销。2012年1月6日，法院（2011）即行初字第30号判决：撤销（2005）青即结字第007567号《结婚登记证》。
【法理透视】
“即墨案”具有代表性，可能在许多人看来这样处理是正确的。但实际上，无论是在程序上还是在实体上，这个案件都存在问题，尤其是在程序上存在明显的法律障碍和法理障碍。限于篇幅，这里主要讨论程序瑕疵婚姻是否属于行政案件，能否通过行政诉讼解决。
一、“即墨案”定性错误
瑕疵婚姻效力纠纷不属于行政案件,瑕疵婚姻效力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将其作为行政案件处理属于定性错误。
（一）“即墨案”定性错误之原因
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之所以把登记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纠纷作为行政案件，主要是存在四大误区：
1、误判婚姻登记是行政许可或单纯的行政确认行为。实际上，婚姻登记是民事登记；婚姻登记不是一种单纯的行政确认行为，而是婚姻当事人与登记机关共同完成的“婚姻宣示”(公示)行为。我国《澳门民事登记法典》和外国的民事登记法，都明确规定婚姻登记是民事登记。
2、误判行政确认行为所产生的案件都是行政案件，或者认为民事婚姻关系经登记后就变成了行政性质。实际上，行政确认行为所产生的案件并非行政案件，民事婚姻关系经登记确认不能改变其民事性质。在国外，经民事登记的婚姻称为“民事婚姻”，具有民事法律效果，产生民法上的婚姻权利义务关系。没有经民事登记的“事实婚姻”或“宗教婚姻”等，一般不产生民事婚姻的法律效果。
3、误判登记程序瑕疵婚姻纠纷争议的标的是婚姻登记行为。而实际上，登记程序瑕疵婚姻争议的真正标的是婚姻关系及其效力。
登记程序瑕疵婚姻纠纷，当事人所争议的并不是婚姻登记程序违法与否，而是登记程序违法是否影响婚姻的效力，能否产生婚姻的法律效果。判断瑕疵婚姻的效力虽然也涉及到婚姻登记程序违法与否问题，但登记程序违法与否，只是用以主张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的事实和理由，而不是争议标的，其真正争议标的是婚姻关系及其效力，即婚姻关系是否成立或有效。
但长期以来，由于民事诉讼拒绝受理瑕疵婚姻效力纠纷，当事人在通过民事诉讼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被迫采取“曲线救国”的行政诉讼路线。而在行政诉讼中，只能将“登记行为”作为婚姻登记程序瑕疵纠纷争议标的，并将登记行为的“合法性”作为判断标准。这实际上转移了此类纠纷的真正焦点，歪曲了此类纠纷的基本性质，使瑕疵婚姻无法得到正确评判。
4、误判对瑕疵婚姻效力的判断属于行政诉讼审查范围，不属于民事审理范围。恰恰相反，对婚姻效力判断属于民事审理范围，不属于行政诉讼审查范围。
上述错误认识，就是导致“即墨案”定性错误之原因，也是该案上榜“案例指导”的原因。登记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纠纷的基本性质属于民事性质，我在《对最高法、北京、浙江4个瑕疵婚姻诉讼程序规定之批判》和相关文章中有比较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仅就婚姻效力判断为什么不属于行政诉讼审查的范围，作一些简要补充说明。
（二）程序瑕疵婚姻效力纠纷不属于行政诉讼审查的范围
1、程序瑕疵婚姻效力属于民事性质纠纷
根据婚姻法和婚姻法理，我国不同效果的婚姻形态可以分为五种：即有效婚姻；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不成立婚姻；程序瑕疵婚姻（简称“瑕疵婚姻”）。瑕疵婚姻与其他婚姻形态相比，都是婚姻登记的产物，可谓“一母所生”。而有效婚姻、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不成立婚姻，其性质都是民事性质，瑕疵婚姻不可能成为“杂种”而演变为行政案件。否则，在法理上无法解释。
同时，从每个具体瑕疵婚姻可能产生的不同法律效果来看，它只能是有效婚姻、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不成立婚姻中的一种。那么，无论某一具体瑕疵婚姻属于哪一种婚姻形态，都与民事存在血缘关系，不可能发生异变而成为行政案件。
在国外，有效婚姻、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不成立之婚姻等都是民事案件。我国的有效婚姻、法定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等，也是民事案件，而瑕疵婚姻怎么就成了行政案件呢？
而且，如前所述，瑕疵婚姻所争议的标的或焦点是婚姻关系及其效力，属于民事性质，民事性质的纠纷属于民事案件，应当通过民事诉讼解决。通过行政诉讼解决民事案件不仅越权、越位，丧失行政诉讼的价值，而且也难以有效地解决此类纠纷。
2、行政诉讼的审查对象不适用瑕疵婚姻
行政诉讼审查的对象或标的是婚姻“登记行为”，而瑕疵婚姻的真正诉讼标的是“婚姻关系”。行政诉讼所要解决的是登记行为违法与否，而瑕疵婚姻所要解决的是违法瑕疵是否影响婚姻的成立或效力。行政程序对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和判断，并不能解决瑕疵婚姻的真正争议，只能是“隔皮瘙痒”，无法完成应有的诉讼使命。如婚姻登记存在违法，其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单纯从登记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上难以作出判断。因而，“登记行为”不能成为瑕疵婚姻判断的对象。例如崔先生1987年跟妻子结婚，1997年为了给小姨子办城市户口，妻子逼着他跟小姨子领取结婚证，那时没有电脑查档，没被发现崔已婚。2006年崔妻去世，2007年崔再婚时，被登记员查电脑发现他在1997年已经与小姨子“结婚”了。崔与小姨子的婚姻是否成立，显然无法从“登记行为”程序上判断，而要从双方有无结婚意思和婚姻事实等实质要件上判断。
3、行政诉讼的判断标准不适用瑕疵婚姻效力纠纷
行政审判对瑕疵婚姻的判断标准是“形式合法性”标准，即对登记程序或登记行为的合法性判断。而瑕疵婚姻的真正判断标准是“实体合法性”标准，即从婚姻的本质或实质上判断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 婚姻登记程序是否合法与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是两个层面的法律问题。行政程序对瑕疵婚姻“登记程序的合法性”判断标准与婚姻实质上是否成立或有效的判断标准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标准。婚姻登记程序合法与否，与婚姻关系成立或有效与否是两回事。根据登记程序违法与否的标准，不能得出瑕疵婚姻是否成立或有效的正确结论。具体说，登记程序不合法，婚姻则可能成立或有效；登记程序合法，其婚姻也可能不成立或无效。如虚假结婚，其婚姻登记程序不违法，但婚姻不成立（前例中崔先生与小姨子的婚姻即是）；他人代理婚姻登记，其登记程序违法，但只要不违背结婚当事人意愿，其结婚则成立有效。重婚、未达到婚龄、患有禁婚疾病等登记结婚都是违法的，但结婚后上述情形已经消失者，其婚姻仍然有效。因而，婚姻效力的判断标准，不是登记程序违法与否，而是婚姻法关于婚姻是否成立和有效的要件，登记程序合法与否的标准不适用瑕疵婚姻效力纠纷。行政诉讼对婚姻登记程序合法性审查和判断，难以正确有效地解决程序瑕疵婚姻。
二、婚姻登记机关不能成为瑕疵婚姻效力纠纷的被告
行政行政诉讼解决瑕疵婚姻是“牝鸡司晨”，存在诸多弊端。对此我在《婚姻登记效力纠纷行政诉讼十大缺陷》一文中作了介绍。这里仅结合“即墨案”再谈一下婚姻登记机关能否成为成为瑕疵婚姻效力纠纷的被告。
（一）婚姻登记机关当“无责被告”偏离了行政审判宗旨
在“即墨案”中，法院明确认定婚姻登记机关的登记行为是：“该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那么，在“即墨案”中，婚姻登记机关显然是当“无责被告”。 将行政机关无过错的案件纳入行政审判，完全违背了行政审判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宗旨，偏离了行政审判应有的意义和价值。
这完全是把行政审判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演变为行政机关当行政诉讼的“虚拟被告”或“桥梁被告”，以便制造一个完整、合格的行政诉讼案件。因为没有行政机关作被告，就不可能有行政诉讼案件。为了使这类案件成为行政诉讼案件，不得不将没有过错的婚姻登记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桥梁”，搭建行政诉讼的平台，实现行政诉讼形式上的圆满。正如民政部门所说，行政诉讼的解决方式使婚姻登记部门“无罪无错”却成为“司法大堂的陪绑者”。
更重要的是，把婚姻登记机关绑架到司法中来，只是为了通过行政诉讼程序解决当事人的民事婚姻关系，这不仅使诉讼复杂化，浪费行政司法资源，也使行政诉讼变调、变味、变质。因而，这种行政诉讼已经失去了行政诉讼应有的意义。
婚姻登记机关当“无责被告”的现象具有普遍性。其中最典型是当事人在公安机关办理虚假户口或身份证后，利用该证件进行婚姻登记；或者公安机在办理户口或身份证时，因工作疏忽造成身份信息错误，当事人使用错误身份信息进行婚姻登记。由此产生的婚姻效力纠纷，则都成了婚姻行政案件。这里只列举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典型案例以加证明。
1、张某（男）是A省人，李某（女）是B省人，两人结婚时，李某不到婚龄。张某家人为了能使李某登记结婚，张某家人找到村长，送了礼，让村里开了虚假的身份证明等手续，李某顺利的在A省当地公安机关办理了户籍，并又办理了一张身份证。但李某在B省的户籍并没有迁往A省，原身份证与这次身份证除照片外均不相同。双方使用李某的新户籍和身份证在A省办理了结婚登记。
2、广西宜州北山镇板敢村的韦氏姐妹，因不识字身份证办理错误。法院认定民政机关已尽到了法定的审查义务，并无过错。但仍撤销了婚姻登记。
3、文成县女青年赵某与其胞妹到辖区派出所办身份证，结果粗心的办证人员将赵某与其胞妹的照片贴错了，两人领取身份证也就将错就错，没有要求更换。之后姐妹均使用错误身份进行婚姻登记。赵姐婚后生育一子女，后因性格不和引起婚姻纠纷。 法院不仅撤销了赵姐的婚姻，还认为赵妹的婚姻亦属无效婚姻，向县民政局发出司法建议书，建议将赵妹的结婚证予以撤销。
4、来宾市兴宾区石牙乡阿芳（化名）的第一张身份证是1983年在当地派出所办的。当年领证时，她就发现身份证出了错：她的相片贴到了阿梅（化名）的身份证上，而阿梅的身份证却贴着了她的照片。正好两人是好的朋友，后来两人私下商量，互换身份证使用。1994年阿芳与覃某结婚。2003年重新换证，阿芳恢复原来的身份。2007年后阿芳与老公感情上出了问题，阿芳向老公提出离婚，老公则以身份不符否认双方存在婚姻，因此引起婚姻效力纠纷。
5、江西省吉安县一女子在公安办理了一个虚假的临时身份证，然后用其结婚；等等。
这类案件举不胜举。象类案案件，民政机关有什么过错，它不信公安机关的证件又应该信谁呢？
还有一些人为了复读、升学、转学、考学等使用他人身份信息，然后参加工作、结婚等继续使用他人身份信息，婚姻登记机关又怎么能够发现？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当事人私自伪造假结婚证、假离婚证，这根本就不是行政行为，但为了审查结婚证、离婚证的真假，确认婚姻效力，婚姻登记机关也成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真是荒唐之极！
上述案例是婚姻登记机关明显没有过错的案件。还有一些婚姻登记纠纷，是当事人自己伪造的虚假身份信息，婚姻登记机关尽到必要审查义务，事实上也过错，但仍然被牵强附会的认定为有过错而成为被告。
（二）登记机关有过错也不能成为婚姻效力纠纷的被告
婚姻登记机关有过错，也不能成为婚姻效力纠纷的被告，这主要是因为婚姻效力纠纷属于民事纠纷。
如前所述，瑕疵婚姻的基本性质属于民事性质，瑕疵婚姻所争议的真正标的或焦点也是婚姻关系及其效力，属于民事争议。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不应当将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因而即使婚姻登记机关在婚姻登记中有过错，婚姻登记机关也不能成为瑕疵婚姻效力纠纷的被告。
这里不妨做一个比喻，法院对判错的案件有过错，但当事人如果不是要求追究法院赔偿等责任，而是要求纠正或重新审理确认原判是否正确，法院能否成为该案的被告或起诉的对象？当然不能。只有在当事人要求追究法院赔偿或相关责任时，法院才能成为起诉或控告的对象。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权益争议，只能以利害双方关系人作为当事人。否则，案件就无法审理或无法得到正确审理。
（三）正确划分婚姻登记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的界限
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森林病虫鼠害防治实施办法
　

（１９９２年５月１１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令第５９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森林病虫鼠害防治工作，保护森林资源，促进林业发展，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根据国务院《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及有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森林病虫鼠害防治，是指对森林、林木、林木种苗、新植幼树及木材的病、虫、鼠害的预防和除治。
　　凡在我省境内从事林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森林病虫鼠害的防治实行“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坚持以营林预防措施为基础，生物御灾为主导，化学除治为急救手段，实行防、治、管综合治理。


　　第四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措施和制度，加强对森林病虫鼠害防治工作的领导，层层落实责任，建立森林病虫鼠害防治目标管理考评制度。


　　第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林业主管部门和国营林业局、森林经营局为本行政区域和经营区域内的森林病虫鼠害防治工作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负责森林病虫鼠害防治的具体组织工作。
　　各乡（镇）林业工作站负责组织和指导本乡（镇）的森林病虫鼠害防治工作。
　　森林经营单位应确定专职或兼职人员承担森林病虫鼠害防治的具体工作。


　　第六条　森林病虫鼠害防治建立“谁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度。各国营林业局、森林经营局、国营林场、国营苗圃等森林经营单位负责本施业区的森林病虫鼠害防治工作；其他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负责其经营的林木病虫鼠害防治工作。

第二章　森林病虫鼠害的预防





　　第七条　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进行选种、引种、育苗（种）、植树造林、抚育、管护、采伐运输等生产活动，必须有预防病虫鼠害的配套措施，防止病虫鼠害滋生和扩散。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和监督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好林内各种有益生物，并有计划地进行繁殖和培养，发挥森林有益生物抵御森林病虫鼠害的作用。


　　第九条　各国营林业局、森林经营局、国营林场、国营苗圃、乡（镇）林业工作站及其他森林经营管理单位，必须定期组织森保员、护林员按护林责任区进行病虫鼠情调查，并按规定向所属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和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上报调查资料。
　　各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在所属的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内指定专职测报员，并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一定数量的病虫鼠情监测点，适时组织调查和观测、汇总、分析、传递病虫鼠害情况，及时发出预报，指导防治工作。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根据实际需要，在近期不进行主伐的林地内划定监测林分和设置监测标准地。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对监测设施和监测林分的林木应严加保护，非经设置部门同意，不得移动、损坏监测设施。


　　第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每十年组织进行一次森林病虫鼠害普查，各县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国营林业局、森林经营局每五年组织进行一次主要森林病虫鼠害调查。发现新的或严重的灾害时，所属林业部门应及时组织力量进行专题性调查或定期性监查，并把森林病虫鼠害调查情况及预防、控制和除治方案报当地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林业主管部门。


　　第十二条　全省实行统一的森林病虫鼠情调查期、报告日和发布日制度。每年的四、五、六、八、九、十一月份的上旬为病虫鼠情调查期。上述各月份的十五日为县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国营林业局、森林经营局的报告日和发布日；二十日为市（地、州）级报告日和发布日；二十五日为全省森林病虫鼠情发布日。


　　第十三条　凡生产、经营、运输林木种子、苗木、繁殖材料及拥有应施检疫的木材、林产品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检疫法规规定到所在地的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申请产地检疫或调运检疫，办理检疫手续。
　　铁路、交通、邮电、民航、公安等部门及有关检查站应与森林植物检疫机构密切配合，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植物检疫法规的规定，共同实施综合性检疫措施，防止检疫性和危险性病虫传出或传入。
　　发现新传入的危险性病虫害，当地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应当及时采取严密封锁、扑灭措施，不得再将危险性病虫害传出。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国营林业局、森林经营局，应按照全省森林病虫鼠害防治检疫设施和装备建设的统一规划，合理安排投入，分期分批地组织实施。

第三章　森林病虫鼠害的防治





　　第十五条　发现严重森林病虫鼠害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林业主管部门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林业主管部门接到报告后，应同时报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
　　发生大面积暴发性或者危险性森林病虫鼠害时，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及时报告国务院林业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　发生严重森林病虫鼠害时，当地人民政府或林业主管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及时组织防治。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应在森林病虫鼠害防治检疫站指导下，进行除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延误或拒绝除治。
　　发生大面积暴发性或危险性森林病虫鼠害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需要，组织有关部门建立森林病虫害防治临时指挥机构，负责制定紧急除治措施，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统一组织除治工作。


　　第十七条　发生严重森林病虫鼠害时，所需的防治药剂、器械、油料等，商业、供销、物资、石油化工等部门应当优先供应，铁路、交通、民航部门应当优先承运，民航部门应当优先安排航空器施药，气象部门应当及时提供有关的气象信息。


　　第十八条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国营林业局、森林经营局所属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每年在各种森林病虫鼠害的显露末期，对受害的森林面积、损失程度进行实测，并如实上报同级林业主管部门和上一级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


　　第十九条　在国家、集体、个人或其他部门互相交错分布或毗邻的森林区域内，发现有相互侵染蔓延或危险性病虫时，当地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制定联防联治方案，实行分区除治，落实责任。


　　第二十条　除治森林病虫鼠害施药，必须遵守有关规定，防止环境污染，保证人畜安全，减少杀伤有益生物。
　　使用航空器施药时，当地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应当事先进行调查设计，做好地面准备工作；林业、民航、气象部门应当密切配合，保证作业质量。


　　第二十一条　在森林防火期内，使用烟剂或喷烟机等机具除治森林病虫鼠害时，须经县级森林防火指挥部批准，对防治作业人员须进行防火安全训练，落实防火责任和防范措施。


　　第二十二条　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为防止病虫蔓延必须及时间伐或小面积皆伐被病虫危害的树木时，须经县以上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现场鉴定，并按《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规定申请采伐许可证后，方可采伐。林业主管部门在采伐限额计划内应优先安排，以防病虫害扩散蔓延。


　　第二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及森林经营管理基层单位（林场、苗圃、林业工作站、种子园等），均应按国家有关档案管理法规规定，建立并保存森林病虫鼠害防治和检疫档案。


　　第二十四条　各级科技、林业主管部门，应有计划地组织开展森林病虫鼠害防治的科学研究，推广新的防治技术，对病虫鼠害防治急需解决的研究项目，应组织各方面力量进行联合攻关。


　　第二十五条　森林病虫鼠害防治经费按下列规定使用和管理：
　　（一）国营林业局、森林经营局、国营林场和苗圃的森林病虫鼠害防治经费，从育林基金、木材销售收入、多种经营收入和事业费中解决，其预防费和除治费分别按有林地面积和实际除治面积核定；其他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所需的防治费用，按实际需要，由经营者负担。
　　（二）森林病虫防治检疫基础设施和设备建设资金，由建设单位按计划投资渠道安排解决。
　　（三）对暂时没有经济收入或发生大面积暴发性病虫鼠害的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按财政体制分别由省、市、县人民政府给予适当扶持或救灾性补助。

第四章　奖励和惩罚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者林业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一）严格执行森林病虫鼠害防治法规，预防和除治措施得力，在本地区或者经营区域内，连续五年没有发生森林病虫鼠害的；
　　（二）预报病情、虫情及时准确，并提出防治森林病虫鼠害的合理化建议，被有关部门采纳，获得显著效益的；
　　（三）在森林病虫鼠害防治科学研究中取得成果或者在应用推广科研成果中获得重大效益的；
　　（四）在林业基层单位连续从事森林病虫鼠害防治工作满十年，工作成绩较好的；
　　（五）在森林病虫鼠害防治工作中有其他显著成绩的。


　　第二十七条　森林经营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除治、赔偿损失，造成轻度成灾的，可并处一百元至五百元罚款；造成中度以上成灾的，可并处五百元至二千元罚款。对森林经营单位的领导者和直接责任者可并处上述罚款额的１０－２０％的罚款：
　　（一）进行选种、引种、育苗（种）、植树造林、抚育、管护等生产活动，没有预防病虫鼠害配套措施的；
　　（二）发生森林病虫鼠害不除治或者除治不力，造成森林病虫鼠害蔓延成灾的；
　　（三）不及时报告、虚报或隐瞒森林病虫鼠害情况，造成森林病虫鼠害蔓延成灾的。


　　第二十八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擅自移动、损坏监测设施的，除责令恢复原状外，可并处被损坏设施价值一倍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植物检疫法规调运林木种苗或者木材的，除依照植物检疫法规处罚外，可并处五十至二千元的罚款。


　　第三十条　有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行为的责任人员或者在森林病虫鼠害防治工作中有失职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被责令限期除治森林病虫鼠害者在限期内不除治的，可由林业主管部门或由林业部门授权的单位代为除治，其全部除治费用，由被责令限期除治者承担。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或森林病虫防治检疫站决定。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申请复议或者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三条　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过去省内有关规定与本实施办法有抵触的，按本实施办法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