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的命运与心理学常识
向东

《南方周末》7月31日登载的湖南会同县堡子村村民集体“刑讯”打死一个司机的事，随后宋玲玲师姐又发文《贼的命运与法治常识》认为，村民们在刑讯过程中，做出种种丧失理智的暴力行为，症结在于国人在观念上对生命的认识和刑法观念的问题，认为这也是法治常识的问题！可她在文中也提到几乎所有的国民即使是山野村夫也知道杀人偿命的道理啊！这难道说法治没有普及到村民中去吗?村民也知道杀人偿命这些最基本的法治常识啊！同时案子中的那些受过高水平教育有修养的老师为什么在对待司机时又出手那么狠呢？ 看来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法治问题了！
带着这个疑问，我在网上用“打死小偷”这个关键词搜索了一下，发现带有这个关键词的文章居然有几万之多！粗粗看了一下标题，你会发现全是什么“十多村民”“四莽撞工人”打死小偷等等。请注意这些量词，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实施暴力行为，而是两个以上的群体！你能说打死小偷的人当中就没有文化层次比较高的？照说来中国的农民一向是比较善良、淳朴的嘛！为什么会在集体“刑讯”中做出那么残忍简直是令人发指的行为呢？
这个问题表面上可以看作是法治和刑法观念的问题，但实质上却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很奇怪吧？因为心理学家早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科学的研究和实验的，他们把村民的这种集体行为就叫做反制度化集体行为。所谓反制度化集体行为是指团体的活动没有共同的了解和被公认的原则。比如，激烈的群众暴动，商品要涨价的信息传来时的抢购浪潮，战争的歇斯底里状态，足球流氓集体骚动等等，都属于反制度化的集体行为。由于反制度化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所以难以预测和难以控制，因而常常对社会潜藏着巨大的破坏性。1931年发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李村的白人和黑人之间发生了一件本来很平常的事情，其实完全可以通过法院公正审判的，但结果却是事态越闹越大以致国家出动军队进行镇压的事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具体情况就不在这里说了，请参阅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心理学家们通过对这个案例的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反制度化集体行为具有如下的特点：
首先是拥挤，它是最初的或最早的集体行为的方式。对比堡子村审讯的具体情况就可以发现，当司机被押到“又一堡”旅社门口的时候，立马就被人们围起来了，随后的第二轮第三轮“刑讯”中，人数更是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十个左右增加到二三十个，到最后发展到了100多个人围在一起，你说当时的场面多大啊，人们拥挤的情况多严重啊！这就具备了第一个条件，人们围在一起看热闹，我们在这里就把围在一起的人看作是一个群体。在拥挤中，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身体上都发生着拥挤。拥挤的基本效果就是人们彼此之间更为敏感，变得目光狭小、不顾他人的生命，同时对其他的对象的刺激反应也就大大减少了。此时，人们的注意力只限于当时的，对平时的道德、法律也就视而不见了。从而也就导致群体成员处于了一种无意识状态。
然后第二个阶段是集体激动，是拥挤行为更为激烈的方式，他除了具有拥挤的一般特征外，还有着它自己的特殊特征，即对他人的注意更为强烈的吸引力，此时的人们的情绪和行为都是由发自内心的冲动支配，所以，人们此时也表现得极不稳定，也极不负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容易被调动起来发泄自己内心的紧张和不满！案例中，就是由于人们在审讯司机的时候，每次审讯开始的时候都是先问他是不是小偷，当司机否认自己是贼时，便激发了村民由于丢失东西需要发泄的怒火，以至于在“九罗”一声“打哟”语言的刺激下，人们便开始疯狂的殴打起来！第二轮审讯中姜某也是在没有耐心的情况下，疯狂的殴打司机！因为这时的人们都是一群没有理智的动物集合体，稍有不从就只能激怒他们以至遭到残暴的对待的！
第三个阶段是社会传染，这是一种比较快的、不知不觉的、不合理的扩展，它往往表现为一种疯狂、一种时尚的扩大，它是拥挤和集体激动的极端形式。而且社会传染还能吸引旁观者，使旁观者也在不知不觉中做出同样的反应，成为集体暴力行为的一员！社会传染的结果，使社会抵抗力减少，即使个体的自我意识减少，个人也会情不自禁的模仿他人、跟随他人，一下子就扩展到整个群体，最终成为了集体行为。在案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人们开始用木棍、扫帚打，打断了又换成了木桩子、螺纹钢筋，一个比一个恶毒一个比个凶残，以至于最后拿盐水泼、往司机的口里塞化肥，这些都在互相感染、刺激下愈演愈烈的！这里面最为典型是那个参与者的儿子用食盐水泼在司机的身上，并说：“贼古佬，我给你消消毒！”人群中不但没有人劝阻，却发出了一阵笑声！为什么啊？难道100多个人中就没有懂点法律，明白生命的重要意义的？那是因为现在围观的人都成为了一个集体。人们都成为了这个暴力集体中的一员，心中只有欲望和冲动，只要需求快乐和刺激，这里最好的解释是运用弗洛伊德的“本我”理论最好，而这种本我的力量特别大，它随时随地都想表现自己，它更像个野兽，而不大像人。特别是碰到集体暴力这个外在条件的时候，个人的行为就更容易受到同伴的感染、暗示等影响的，就很容易丧失理性和个人责任感，表现得冲动兴奋，人人有责，也就等于人人无责，人们更多地会做出不负责任的行为。这时聚集在一起的群众就转变为残酷的、兽性的、失去理智、毫无约束地发泄情感和滥用暴力的乌合之众。
所以，我们在探讨这个案子，思考为什么村民会做出如此过激违反伦理行为的时候，应该放到“集体”这个大前提下来研究。这时所面对的是一个不理智的“集体”而非单独的个体。至于为什么集体中村民们变得如此激烈，甚至失去理智，心理学同样也有解释的，心理学家金巴尔多(P.Ztnbardo)用一群高智商的女大学生来做去个性化的实验，（具体实验内容请查阅心理学方面的书）一系列的实验结构显示了群体的“暴力”的确与“去个性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去个性化“是指当一个人在群体中时，他们就不以一个具体的个体存在，而是以群体的成员形式而存在，法律的约束力就会远离这些人，从而，个人丧失责任新，失去一定的理性，做出违反社会准则的过激行为。而当个人单独行事时，则自我意识强，因而更能保持从理性的、伦理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清楚自己该做和不该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审讯司机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时，一般情况下不会发展到毒打司机致死的！因为这时是一个人，不受其他人的干扰，更容易理性的看待这个 “贼”，这时他就会意识到杀人是要偿命要坐牢的，如果去坐牢的话家里面的老人、孩子谁来照顾等等问题，理性就能战胜其“本我”，从而避免做出过激的行为！
运用心理学知识对堡子村村民的集体暴力进行分析后，我们就大为明了也更清晰了。如果当我们同样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特别是被冤枉的时候），面对这些不理智、充满愤怒的“集体”的时候，我们采取的不是马上给他们普及法律知识、讲法理等等，那样你可能只会遭来更猛烈的打击，这个时候我们最重要的是采取权宜之计，先顺从“集体”的主意承认“事实”，然后再考虑通过其他的方法和程序来还自己的清白。只要不激怒他们，他们心中的“怒火”就不容易被点燃的，这样更有利于保全自己的生命。这种做法看似可笑，但确确实实是通过科学合理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
所以，我认为仅仅把贼的命运归结为中国法治和刑法观念的问题是不妥也不合理的！因为集体暴力的行为只要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的，鲁迅先生也说过：“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这个你可以从电视上报纸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和法制完善国家发生的各种骚乱和暴动中再比较我所介绍的，你就会明白了，所以这个案子主要还是人的本质和外部环境使然！
法治是一个大概念，我们在引用的时候还需多加小心和慎重，同时也希望我们的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应该多听听心理学家的观点，遵从人的本质的立法将更有助于法的实施和遵守！在本案中，张顺成的死由于其不懂心理学常识，主要还是死在了其不“顺”的问题上！我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应该算是比较公平合理和公正的！也不能因为心理学问题而不追究村民的责任！我在这里无意干扰二审法院作出公正的判决，特此申明！


重庆工商法学院法学院2001级4班 （在读本科） 邮遍：400067
e-mail:kxkz@21cn.com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成果新闻稿（全文）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发表成果新闻稿。新闻稿全文如下：

（2010年6月10日至11日，塔什干）

　　2010年6月10日至11日，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或“本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市举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俄罗斯联邦总统梅德韦杰夫、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卡里莫夫、吉尔吉斯共和国外交部长卡扎克巴耶夫与会。

　　会议由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卡里莫夫主持。

　　本组织秘书长伊马纳利耶夫、本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以下简称“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主任朱曼别科夫出席。

　　本组织观察员国代表团团长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扎尔达里、印度外交部长克里希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部长穆塔基，以及主席国客人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卡尔扎伊、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列席并发言。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库比什，独联体执委会主席、执行秘书列别杰夫，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秘书长博尔久扎，欧亚经济共同体副秘书长穆萨塔耶夫，东南亚国家联盟副秘书长赛亚甘·西苏冯列席会议。

　　会议期间，成员国在建设性和友好的气氛中就涉及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广泛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会议总结了2009年叶卡捷琳堡峰会以来本组织的主要工作成果，并确定了各领域合作的工作方向。各方在所讨论的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近，其内容已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次会议宣言》中得到体现。

　　会议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接收新成员条例》和《上海合作组织程序规则》，进一步完善了本组织运作的法律基础。

　　会议听取并批准了本组织秘书长关于过去一年本组织工作的报告和地区反恐怖机构理事会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2009年工作的报告。

　　本组织成员国授权代表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农业合作协定》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合作打击犯罪协定》。

　　成员国表示将在本组织框架内全面开展紧密的互利合作，将本组织建设成维护本地区乃至全世界安全、稳定和繁荣的有效机制。

　　成员国重申，愿继续共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打击非法贩运毒品、武器和其他跨国犯罪活动，以及非法移民。成员国将继续深化合作与协调，共同落实好《上海合作组织反恐怖主义公约》、《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0年至2012年合作纲要》等本组织框架内签署的相关文件。

　　成员国将加强同本组织观察员国的反恐合作，在现有地区组织及其反恐机构构成的伙伴关系网络的基础上继续积极参与地区反恐合作。

　　成员国对本组织成员国第五次安全会议秘书会议（2010年4月23日，塔什干）成果表示满意。

　　成员国对本组织启动建立禁毒合作机制表示满意。

　　成员国认为，应继续开展国际信息安全合作。本组织将加快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保障国际信息安全政府间合作协定》。

　　成员国高度评价本组织框架内的大型国际活动安保合作，同意将这一成功模式扩大到本组织观察员国。

　　各方对中方为筹备和举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所作的努力给予高度评价。

　　成员国强调，协调行动，消除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并确保成员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是本组织重点关注的问题。成员国采取稳定本国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举措十分及时，将有助于提高成员国抗风险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发展。

　　应逐步落实2009年10月14日在北京通过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加强多边经济合作、应对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共同倡议》确定的任务。为此，成员国强调，2009年12月在阿拉木图举行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首次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具有重要意义。

　　成员国指出，应加强本组织银行间联合体和实业家委员会在加强银行与实业界联系方面的作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

　　成员国对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首次在本组织成员国以外的乌兰巴托市举行会议表示欢迎，支持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实业界进一步加强联系。

　　成员国对《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贸合作纲要》及其《落实措施计划》的实施情况表示满意。相关部门将继续共同落实上述文件所规定合作领域的具体项目。

　　成员国指出，开展人文和司法合作对巩固成员国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将积极深化该领域务实合作。

　　成员国指出，首次科技部长会议、最高法院院长会议，以及文化部长、救灾部门领导人例行会议取得积极成果。

　　成员国满意地指出，2009年12月18日第64届联大通过的“关于联合国和上海合作组织合作”的决议将进一步加强两组织在维护安全稳定，促进经济、社会、人文发展等共同感兴趣领域的合作。

　　成员国欢迎签署《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秘书处合作联合声明》（2010年4月5日，塔什干），该文件规定了两组织合作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成员国将根据自身利益，系统、务实地扩大同联合国及其下设机构的交往。

　　成员国支持加强同本组织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的合作，吸引他们的巨大潜力、资源和市场，共同参与本组织的活动。

　　成员国对本组织观察员国——印度、伊朗、蒙古国、巴基斯坦积极参与双方共同感兴趣的本组织活动表示满意，欢迎签署关于给予白俄罗斯共和国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地位的备忘录。

　　成员国认为应继续制订本组织扩员的法律规定。国家协调员理事会将制订备忘录范本等文件，规范加入国加入本组织的法律、组织和财务问题。

　　考虑到本组织即将成立十周年，成员国认为应于明年举行隆重庆祝活动，通过《上海合作组织2010年至2011年行动计划》，确定这一时期本组织工作的优先方向。

　　本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下次会议将于2011年6月在阿斯塔纳市举行。根据《上海合作组织宪章》，本组织下任主席国由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担任。

　　成员国高度评价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在担任本组织主席国期间所做的工作，对乌方在塔什干峰会期间给予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