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政府


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24号


　　《汕头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制企业管理办法》已经1998年9月23日汕头市人民政府第十届三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周日方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汕头经济特区股份合作制企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汕头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组织和行为，保护企业、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特区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依照本办法设立的，注册资本由企业全部或大部分职工以及其他出资者入股构成，股东按照企业章程规定享受权利和承担义务，并以所认购的股份对企业承担有限责任，企业以其全部资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组织。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特区范围内新设立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和由国有中小企业、集体企业改组的股份合作制企业。
　　第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新设立和改组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进行登记，经济性质核定为股份合作制。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企业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全部或大部分职工自愿入股，实行资本合作与劳动合作相结合；
　　（二）实行职工股东大会制度；
　　（三）保障出资者、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四）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
　　第六条　企业应当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接受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和管理。
　　第七条　企业的合法权益和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八条　企业职工应依法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二章　新设立企业


　　第九条　新设立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职工股东应当不少于８人；
　　（二）企业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人民币５万元；特定行业的企业注册资本最低额，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有符合本规定第十一条要求的企业章程；
　　（四）有企业名称和符合本规定要求的组织机构；
　　（五）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新设立企业，应当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代理人提出申请，并提供下列文件，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一）申请报告；
　　（二）企业章程；
　　（三）职工股东劳动合作协议书；
　　（四）股东协议书；
　　（五）股东出资验资证明；
　　（六）登记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第十一条　企业章程必须载明下列事项：
　　（一）企业名称和住所；
　　（二）企业的宗旨、经营范围；
　　（三）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
　　（四）企业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各类别股份数及其享有的权益；
　　（五）优先股股利率；
　　（六）收益分配及亏损分担办法；
　　（七）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八）职工股东大会的职权和议事规则；
　　（九）董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
　　（十）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产生程序及其职权；
　　（十一）劳动管理、工资福利、社会保险等规定；
　　（十二）企业终止的条件和程序；
　　（十三）企业章程修订程序；
　　（十四）需要明确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经核准设立的企业，应当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依法到税务机关和银行办理税务登记和开立帐户。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章　国有中小企业、集体企业改组的企业


　　第十三条　国有中小企业、集体企业（以下简称原企业）改组为企业，应当征得企业出资者、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及企业主管部门同意，并由原企业法定代表人提出申请，经政府指定的部门审批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
　　第十四条　申请改组的原企业，应向审批机关提供下列文件：
　　（一）申请报告；
　　（二）改组方案；
　　（三）企业章程；
　　（四）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
　　（五）企业出资者同意改组的意见书；
　　（六）招股说明书；
　　（七）审批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文件。
　　第十五条　原企业改组时，应当在有关部门协调指导下，由原企业出资者、职工代表及有关人员组成清产核资组，清理原企业的债权、债务。
　　第十六条　原企业改组时，应当聘请具备合法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原企业的各类资产进行评估，并按照国家、省和市有关规定进行产权界定。对产权界定有争议时，应当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由有关部门协调解决。资产评估报告和产权界定报告须报同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集体资产管理部门确认。
　　第十七条　企业应按国家、省、市社会保险的有关规定做好改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的工作。
　　第十八条　原企业改组时，原有的奖金节余、工资储备基金，可以采取下列三种办法处理：
　　（一）转入改组后的企业，继续用作支付原企业职工的奖金和工资；
　　（二）划归职工个人所有，并折成个人股份投入企业；
　　（三）转为职工集体股。

第四章　股权设置


　　第十九条　企业的股东可以用货币投资，也可以用建筑物、机器设备等有形资产，或者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价入股。
　　以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其金额不超过企业注册资本的３５％。
　　第二十条　原企业占用的土地，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可以由企业继续租用。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经依法批准后，可以土地使用权向企业投资入股。
　　第二十一条　企业可根据需要设置下列股份：
　　（一）职工个人股，指职工以个人财产或者技术等无形资产作价投入形成的股份。职工个人股归职工个人所有。
　　（二）职工集体股，指原企业改组设立时认定为原企业职工共有财产折股或新设立时职工共同投资所形成的股份。其股权归全体职工所有，由企业职工共同选举的代表行使股权。
　　（三）法人股，指改组设立时原企业净资产折股或新设立的时法人单位投资所形成的股份。
　　（四）需要设立的其他股份。
　　职工个人股与职工集体股之和应占企业总股本的５１％以上。
　　第二十二条　原企业改组时，属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折成股份的，可按下列方式处置：
　　（一）股权持有：
　　１、国有股权由代表国家行使国有资产出资者职能的企业法人持有；
　　２、集体股权由集体资产管理部门确认的有资格行使集体资产出资者职能的企业法人持有；
　　３、属集体企业改组的原属联合经济组织和社区经济组织所有的资产，继续由该经济组织持有其股权。
　　（二）由本企业职工一次性或者分期出资购买。
　　（三）用职工集体股的收益购买，转为职工集体股。
　　第二十三条　原企业改组时，经有关部门批准，原属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资产可以不折成股份，采取资产租赁形式，由企业按照租赁合同在规定年限内向出租方缴纳包括资产折旧费和使用费在内的租金，租赁期结束，其资产即归企业所有。
　　第二十四条　企业可根据股权和收益分配程序的不同设置普通股和优先股。只设置一种股权时，只能设置普通股。企业设置优先股时，应在章程中作出具体规定。
　　第二十五条　企业可在企业章程中规定职工认购股份的数量和认购股份数量的最高和最低限额。
　　第二十六条　企业应当向所有出资人签发股权凭证，不发行股票。
　　企业股东不能退股，但可以按照企业章程的规定，在企业内部股东之间转让其股权。
　　法人股可以按照企业章程规定的条件进行转让。
　　第二十七条　企业在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可以根据企业章程的规定收购职工股东的股份：
　　（一）职工股东死亡的；
　　（二）职工股东退休、调离、辞职的；
　　（三）职工股东被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开除的；
　　（四）企业章程规定的特殊情况。
　　企业收购的股份，应出售给企业职工或作为职工集体股。

第五章　组织机构


　　第二十八条　企业实行职工股东大会制度，职工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构。
　　职工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议批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报告；
　　（二）审议批准企业年度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
　　（三）对企业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四）选举或罢免董事会成员，决定其报酬及支付办法；
　　（五）选举或罢免监事会成员，决定其报酬及支付办法；
　　（六）对企业的分立、合并、终止和清算等重大事项作出决议；
　　（七）修改企业章程；
　　（八）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九条　职工股东大会的表决采用一人一票和一股一票相结合的方式。
　　对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一）、（二）、（五）、（八）
项规定的事项进行表决时，应当采取一人一票的方式，作出的决议必须经出席职工股东大会的职工股东过半数通过。
　　对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三）、（四）、（六）、（七）
项规定的事项进行表决时，应当采取一股一票方式，作出的决议必须经出席职工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份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条　职工股东大会由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召集。
　　职工股东大会应当按照企业章程的规定按时召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１０％以上的职工股东请求；
　　（二）企业法定代表人认为有必要；
　　（三）监事会提议召开。
　　股东有权查阅职工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
　　第三十一条　企业可设立董事会，作为职工股东大会的常设机构，向职工股东大会负责。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召开职工股东大会并向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职工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审议企业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的方案；
　　（四）审定企业发展规划、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五）制订企业增、减注册资本的方案；
　　（六）制订企业分立、合并、终止的方案；
　　（七）聘任或者解聘包括总经理、会计主管人员在内的高级管理人员，决定其报酬及支付办法；
　　（八）制订企业章程修改方案；
　　（九）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二条　董事会设董事长１人，可以设副董事长若干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董事长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具体职权由企业章程规定，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
　　第三十三条　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由企业章程规定。
　　第三十四条　企业设总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由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组织实施职工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通过的决议；
　　（二）提出企业的发展规划、生产经营计划草案；
　　（三）提出企业经营方针和管理机构设置的方案；
　　（四）提出企业规章制度草案；
　　（五）提出企业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
　　（六）提请聘任或解聘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
　　（七）聘任或解聘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管理人员；
　　（八）决定副总经理以下职工的奖励和处分；
　　（九）企业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三十五条　股东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的企业，可以不设董事会，由职工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或聘任总经理。总经理为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向职工股东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三十六条　企业研究决定本企业生产经营的重大问题、制订重要的规章制度、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事先听取企业工会的意见，并邀请工会代表出席有关会议。
　　第三十七条　企业研究决定有关变动注册资本、修改企业章程、企业分立、合并、终止和清算等涉及法人股股东权益的问题，应当事先听取法人股股东的意见，并邀请法人股股东代表出席有关会议。
　　第三十八条　企业在决定第三十六条规定的重大事项时，应提交职工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第三十九条　企业可以设立监事会，监事会的人员组成、产生方式、任期由企业章程规定。监事会应当在其组成人员中推选一名召集人。监事会对董事会及其成员以及企业经营者等管理人员行使监督职责，并向职工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股东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的企业可以不设监事会，只设１至２名执行监事，执行监事的产生及其职权由企业章程规定。
　　第四十条　企业应当对股权进行专门管理，由专门机构或人员负责管理和发放股权凭证，建立股权档案，登记股权变更，派发股息、红利等。

第六章　收益分配


　　第四十一条　企业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依法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监督、审计。
　　第四十二条　企业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依法审查验证，并在职工股东大会开会前２０
日置备于企业，供全体股东查阅。
　　第四十三条　企业税后的利润，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按照下列顺序分配：
　　（一）弥补企业亏损。
　　（二）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三）提取公益金；
　　（四）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五）按照企业章程约定的股利率，支付优先股股利；
　　（六）支付普通股股利。
　　企业以前年度未分配的利润，可以并入本年度向投资者分配。
　　经职工股东大会同意，还可以在可分配利润中提取一部分进行按劳分红，用于奖励对企业有特殊贡献的职工。
　　第四十四条　职工集体股分得的股利，企业职工股东大会可以按下列四种方式决定具体用途和使用比例：
　　（一）用于按劳分红，根据每个职工不同的工作表现、劳动强度等因素以现金形式直接分配给职工或将分配的股利记入职工个人名下，由企业有偿使用，企业扩股时，转增职工人个股股本。
　　（二）用于企业对职工补充养老保险；
　　（三）兴办职工的集体福利事业；
　　（四）留作企业有偿使用。企业扩股时，转增职工集体股股本。
　　第四十五条　企业当年无利润时，不得分配股利。
　　第四十六条　企业公积金主要用于弥补亏损，转增股本，发展生产等。
　　第四十七条　企业公益金主要用于职工集体福利。

第七章　变更与清算


　　第四十八条　企业合并或者分立，应当由董事会提出方案，经企业的职工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第四十九条　企业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协议，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在企业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１０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３０日内至少公告三次。企业合并前应召开债权人会议，签定清偿债务的决议。不清偿债务或者不提供相应担保的，企业不得合并。
　　企业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企业或者新设的企业承继。
　　第五十条　企业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企业分立时，应当由分立各方签订分立协议，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在企业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１０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３０日内至少公告三次。企业分立前应召开债权人会议，签订清偿债务的协议。不清偿债务或者不提供相应担保的，企业不得分立。
　　企业分立前的债务按照所达成的协义由分立后的企业承担。
　　第五十一条　企业的合并与分立，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依法向企业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第五十二条　企业因解散、被依法撤销、宣告破产或者其他原因而终止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五十三条　企业财产按照下列程序清偿债务和费用：
　　（一）清算费用；
　　（二）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
　　（三）所欠税款；
　　（四）所欠债务。
　　财产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按照比例分配。
　　第五十四条　企业财产清算后的剩余财产，按照企业章程的规定分配给股东。
　　第五十五条　企业清算期间，不得开展新的经营活动。清算结束后，清算组织应当提出清算报告，经注册会计师验证后，向原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六条　经职工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企业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改组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当前我国律师执业公正与律师独立的二维关系探索

作者：法学院 2004级2班 刘华


[摘要] 在我国的法律体制下，律师被定位为“社会工作者”，这一定位，赋予了律师这项工作的特殊性，并且律师基于其工作的特殊性，亦在社会中担当着一特殊的角色。律师履行本职工作的重心，实际上是“在何种限度范围内来实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概而言之，此即为律师执业的公正性问题。而当前，律师行业领域内凸现出来的种种问题，却成为了实现律师执业公正的桎梏，而使居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和削弱，甚至根本得不到维系。因此，如何解构和完善我国现今的律师执业体制，将具有这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不仅是基于一种人权精神的考虑，更是建构和谐有序法治环境的一种理性探索。本文将借助现今律师的相关执业信息，从多维度来解构现今我国律师的执业现状，并以此来考量和寻求一种使得律师执业尽善化的法律模式。
关键词：律师自治 执业公正 人权精神 法治环境


一、 引论。
律师，在我国属舶来之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也曾出现过类似于近现代意义律师的特殊行业，此即为“讼师”。这类人履行近现代意义律师的某些职能，如写诉状和从事其他文字抄写工作等，但他们在社会历史中，并没有得到法律认可和定性。相反，他们的行为还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和限制。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古代中国的“讼师”并不能等同于现今的“律师”。
近现代意义上，我国的律师制度主要溯源于鸦片战争后，主要借鉴国外的律师制度而设立，历经时代的变迁，现今我国的律师体制，主要建构于1996年5月15日八届人大常务会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之下。这次会议将我国的律师体制确定为：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律师协会具体微观管理的体制。
在这种体制之下，由于律师工作具有行业的特殊性，律师身份通常被定位于“社会工作者”，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此种定位使得律师与司法行政机关在身份职能上具有了某种相似性。同时也在这两方面，极大程度地区别于司法行政机关。这种相似性体现为：二者同是“社会法律工作者”；而区别在于律师位界司法行政机关之下，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的宏观管理。该体制赋予了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律师之职权，司法行政机关与律师属于同一行业领域内履行不同社会职能的机关和组织，内部工作的分工具有差异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具有对立性，这一特性要求律师执业必须具备自体性和独立性。只有这样，其权利才不会受到来自司法行政机关的约束和限制，也才有具体的公正可言。
现行体制下，律师要接受司法机关的宏观管理，执业时，难免会受到来自司法行政机关的干扰，其执业的公正性难以保障，而该体制所确立的律师协会的具体微观管理在现实中反应则是律师协会的这种管理职能，仅仅表现为一种非实质性管理，局限于律师工作的保障、服务、培训和业务交流等层面。律师协会从其设立之宗旨和本质而言，应是管理律师的一个自治组织。既然达不到对律师的自治，何谈独立？没有独立，又何来自体性与公正性？这因此也导致了现今我国律师执业环境之混乱现象屡见不鲜，更有甚者转化为一些恶劣的社会现实问题，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现实问题。
二、 当前我国律师执业环境之现状及律师的独立性问题。
笔者将借助从数十所律师事务所所采集的信息，来对当前律师的执业环境现状及律师执业独立性问题进行阐释和分析。现今，我国律师的现状及独立性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体制性原因是律师独立执业的一大障碍和阻却因素。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从律师在具体工作中受公、检、法机关干扰程度方面来看，认为经常会有干扰的占9.375%，认为有时会有干扰的占62.5%，认为偶尔会有干扰的占28.125%；（2）在受政府部门干扰方面，46.875%的律师认为有时会受到政府部门干扰，有53.125%的律师认为偶尔会受到干扰；（3）在律师的独立性问题上，有50%的执业律师认为不能实现执业的独立性，而会遭到不同程度的干扰。
综合分析以上这一组数据，不难发现，现行体制的律师管理模式，实质上是阻却了律师公正与独立性的实现。究其原因，还是司法行政部门的管理权限过于集中，而同时履行律师管理职能的律师行业协会，却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行业自治和律师自治难以实现，律师无法从体制上进行独立。执业过程中，在受到来自司法行政机关的压力和干扰时，很难保障律师尽职地履行本职，从而削弱了律师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正义之能力。
纵观国外律师的管理体制，基本上都是以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为主，律师不实现自身的自治和独立，将很难做到实体的公正与正义。但同时，在现行律师管理体制中，体制本身并不是实现律师独立和自治的唯一阻却因素。在该体制之内又杂糅进了另一复杂的因素，即中国的法治习惯和法治环境。由于中国是传统上行政权力集中，行政权力异常发达的国家，人治环境的氛围较为浓厚，而私权自治则表现得较为薄弱，但这一因素是融合进了现行的律师管理体制中去的。因此，律师管理的体制性问题仍然是实现律师独立和自治的最大障碍问题。
（二）、律师队伍总体素质不高是实现律师公正执业的又一阻碍因素。
调查发现：首先，在律师执业队伍中，15.62%的律师只具备专科学历，虽有84.38%以上具备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但在这一比例中，本科学历却占据了一个较大的比例；其次，从律师所学的专业来看，有21.87%的律师以前学的不是法律专业，另外教育类专业出身的律师就占到了9.38%的比例；再次，从律师的执业年限上来看，执业在5年以下的律师占65.625%，而执业3年以下的律师占34.375%，执业10年以上的只占6.25%；最后，从律师队伍的工作阅历来看，有71.875%的律师之前都曾从事过与法律无关的工作。另外，从科研方面来看，有75%的律师执业后都未发表过相关学术论文。
这组数据反映的是律师执业梯队的层次鲜明，且总体素质不高。究其原因分析，客观方面，在现行的律师管理体制下，律师的准入制度还是显得不够严密。虽说司法考试已为律师准入设置了一个较高的限制，但在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和教育环境下，至于结果先不去探究，且说参试资格，其中一条就规定：凡是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都可以报考，而在通过司法考试之后，只需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就可以取得律师执业资格证。这样的准入制度，实际上带有很大的局限性，专业素养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法律者当视法律为生命的一部分，恪守执业操守，贯通法律之精神，并需用其精神来指导自身的行为方式。如此，才能谈及维护法之尊严，亦才能终其律师之使命——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之公平正义。律师素养既是一个重要权衡之因素，也就必然影响着律师社会功能的发挥及社会正义之实现。
主观方面，律师之素养并不只体现为其所掌握的法律专业知识，律师因其工作具有的社会复杂性，而往往在实际办案中，表现出了一定的主体性，个体律师往往会因其各种不同的复杂的社会案件，而酌定运用自身的行为方式来主导这类案件。由于此主体性的发挥，往往会带有不同的个别性和特殊性，有时，甚或规避正常的法律操作程序，而谋求达成一种事实上理想的结果，由此，也会使得社会公正之程度得到不恰当的约束和限制。
（三）、律师的执业心态也是影响其公正执业的又一重要因素。
调查数据显示：首先，在对律师工作的满意程度调查上，有46.875%的律师对工作相对较为满意，有46.875%的律师是比较满意的，而6.25%的律师则认为不满意。其次，在律师从业考虑的因素上，有62.5%的人是基于兴趣爱好，而其余的则是基于收入及其他因素考虑。另一项数据则表明有10%左右的律师不愿意接受法律援助类案件。
职业心态是律师执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通俗来讲，就是律师“抱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解决现实问题”，进而言之，律师是否秉承一个良好的执业心态去办理各类案件，实质上就是决定社会实体公正能否得以实现的问题。执业心态反映为律师的职业道德，法律虽在律师执业道德规范中规制了律师不得为的某些禁止性条款，但律师由于被定性为是“自由职业者”，此方面自体性较为明显，律师在具体的执业过程中，往往会采用规避的方式来避免法律的约束和限制。由于律师执业心态的主观性色彩较为浓厚，又是内部行为，当以这种内部行为通过外部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并作用于某一具体客观事物时，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上的异化，而异化的结果，将直接导向了社会公正性实现的程度。由此，执业心态也成为了实现律师执业公正的一个阻却因素。
（四）律师的收入机制也是限制律师执业公正的一个方面。
律师的收入主要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年受理案件的数量。这一数据表明，律师年受理案件数量在20—30件的占46.875%，30—40件的占12.5%，40—50件的占15.625%，20件以下的占25%；二是来源于担任法律顾问等。调查显示，有59.375%的律师担任法律顾问，40.625%的律师没有担任。最终关于律师收入的调查结果显示，有21.875%的律师年收入不足3万，而收入在5万以上的也只占到40.625。
收入是制约律师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实质上，收入是律师执业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收入的高低也直接刺激着律师办案的质量。现实情况反映，律师代理费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律师执业时对案件的投入程度和所把持的慎重程度。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状。对于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需等待法律救济的当事人来说，其合法权益就很难得到维护和保障，而律师在收费问题上的相对自由性和自主性也使得当事人的这种不利地位更趋于明显。现行的相关法规，（主要是《律师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也规制了律师的相关收费标准，但即便有这样一个标准，还是遭到了律师的规避。乱收费的现象亦是层出不穷。个案中表现为没有履行相关收费标准，或是直接避开律师事务所，私自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尤其是在考量“委托人的承受能力”这一标准时，更是没有得到更好地履行。而这一标准应该是倍具人性化的标准，而律师则应该给予更多的是考量，以体现为一种更为温和的人性关怀和一种表征社会进步之人文精神。
（五）、律师保障机制的缺位是导致律师执业不公正现象产生的又一主导因素。
调查显示，有59.375%的律师表明律师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而只有40.625%的律师认为他们的合法权益可以得到保障；另外，在接受调查的律师中，有34.375%的律师有改行从事其他行业的打算；再有，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律师都承认现今的执业领域内，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混乱现象，而对于这种混乱现象，有75%的律师认为是不严重，而有21.875%的律师认为是严重的；还有，在本行业领域内，趋向于代理刑事案件的律师的比例，正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调查表明，倾向于代理刑事案件的律师只占34.375%，而更大比例则倾向于民商类案件。
综合分析以上数据信息，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律师保障机制从根本上来说是缺位的。律师代理往往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这种风险性，必然要有相应的担保机制作支撑，以抗击风险本身给律师执业带来的威胁性。倘若缺乏一个长效的风险保障机制，就谈不上律师的个体自治，在其权益受到相应约束和限制，又得不到相应保障机制对其进行维系的条件下，很难说律师的其他行为模式不会不受到相应的限制，包括作为个体社会成员的当事人之利益。另一个原因，律师的执业环境总体较差，最突出的表现为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上。近年来，律师遭受当事人伤害的案例是屡见不鲜。律师在执业环境中，来自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其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矛盾也使得律师的这种风险得不到合理的转嫁，这同时是对律师承担的特殊社会职能的弱化。
三、 实现律师独立与执业公正之必要性。
律师的使命是保障人权以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这种公平、正义的实现，需要建构在此种使命充分而公正、及时履行的基础之上。此即为律师执业的核心价值和最终达成目标，亦是一切文明社会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迟来的正义即为非正义”，要求律师达到实体的公正与正义。概而言之，实现律师的执业独立与执业公正，于现今来说是完全必要的，这种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它是实现保障人权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一个重要砝码。
保障人权、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律师履行其社会职能所应追求的至高理念与价值目标。细化于个案中，就必然要求律师具有正义之良知，有对社会负责之责任感，有为社会服务之意识，以一种超然于自体的精神，追求理性之正义，以维护当事人之合法利益，维系社会之公平正义。
律师实现这一核心理念价值和目标，从更高的层面来说，亦是追求文明社会之进步必不可缺的一项原则，而只有律师独立，才能达到律师的行业自治，而实现律师的行业自治，才能赋予律师履行本职之自由，进而在自由不受限的条件下无拘束地履行本职，推动社会正义之目标的实现，二者属层层递进之关系，具有某种内在的必然联系。
因而，只有实现律师的独立与公正执业，才能最终实现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实现律师的公正执业，则是律师职业的灵魂和生命，亦是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之前提。
第二、 它是和谐法治环境的又一重要条件。
法治环境的和谐，建构在整个法治运行得以畅通的前提下，而实现律师执业的公正则是建构和谐法治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建构和谐的法治环境是法治社会所要达成的最终目标。法治环境的和谐依赖于公正立法、公正司法、公正执法，立法、司法、执法机关各施其职，排除一切有碍良性法治秩序之因素。
律师，作为法律工作者，履行着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之职能，在现代意义的法治条件下，律师也必然形成了法治社会的一部分。良好的法治环境的建立，不仅依赖于立法、司法、执法之公正，还依赖于律师执业公正的实现。构筑三位一体的公正，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我国法律把律师定位于“自由职业者”，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自由个体。律师为社会提供各种法律服务，其执业活动不具有公务性，与法官、检察官等分别作为国家司法、行政权力行使者完全不同。这样的前提条件下，律师的独立与自治必然地成为律师的一个内在属性，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律师的独立性根本无从体现，其工作往往受制于公、检、法等权力机关。在办案的过程中，也时常受到来自这些部门的干扰，那么，律师执业的公正性就很难在现实中得以体现。
前已论及律师公正是建构和谐法治社会的一部分或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律师公正，和谐也将无从实现。因此，实现律师的独立性与自治自然具有了其必要性。
第三、 它是保障律师合法权益的必要条件。
律师作为个体社会成员，其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之荫庇和保护。当其合法权益受损，或不能畅通行使其职能之自由时，理当具有公正而合理的救济途径和解决机制。而现实之中的律师，却不时要遭受不同程度的侵害和危险，同时也威胁着律师的正常工作和公正执业。
“律师执业难”已成为律师业界的心声，这里面不仅包含着律师执业之辛苦，同时也还包含着作为律师的巨大挑战性。律师工作的社会性，也同时决定了律师工作的复杂性。律师的执业环境较差，已是一个不争的现实，这其中，体制性的阻碍和来自当事人即委托人的威胁，也使得律师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排除体制性的障碍，是保障合法权益的一个有效机制，即赋予律师自治之权利。独立性之于律师权益之保护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只有赋予律师在排除阻碍因素的前提下，达到意思自治，从而做到公正执业，亦才能从根本上解除律师所面临的各种有损于自身合法权益之情形。因此，律师的独立与自治之于律师公正执业非常必要。
第四，从长远角度看，它能提高律师队伍的素质，纯洁律师队伍，更好履行律师的社会职能。
独立性是律师执业应具有的内在属性，律师因其工作的社会性，也必然要求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