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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批复2008年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和项目县的通知

农办财[2008]52号


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厅（局、委员会）、财政厅（局）：

　　根据《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08年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任务申报准备工作的紧急通知》（农办财[2008]23号）和《财政部关于预拨2008年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补助资金的通知》（财农[2008]27号）要求，你省上报了2008年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项目申请。经审核，原则同意项目实施方案和项目县、培训示范村数安排。请按照《2008年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项目实施方案》精神，根据你省主导产业发展实际和农民培训需求，紧紧围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切实做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作。

　　附件：2008年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一日

　　2008年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项目实施方案

　　为贯彻党的十七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培养造就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8年继续组织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

　　一、指导思想

　　按照“围绕主导产业、培训专业农民、进村办班指导、发展一村一品”的总体思路，采取政府买单到村、培训落实到人、机构招标确定、过程规范管理的管理机制，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农民以及种养业能手、科技带头人、农村经纪人和专业合作组织领办人等农村实用人才为重点，以村为基本实施单元，开展农业生产技能和相关知识培训，提高广大农民的生产能力和经营水平。今年要紧密围绕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粮食高产创建年的要求，为夏季粮油丰收、实现全年粮油生产目标打牢基础，为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

　　二、主要目标

　　根据当地主导产业发展实际和农民培训需求，围绕生产周期和农时季节，通过集中培训、现场指导、技术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原则上集中培训时间累计不得少于15天，集中授课每天不少于3个小时，现场指导不少于15次。项目实施县、村和基本学员原则上两年不变。通过培训项目实施，在培训示范村培养不少于40名从事主导产业的专业农民，并重点培养2-3名种养业能手、科技带头人、农村经纪人和专业合作组织领办人等农村实用人才，使其掌握从事主导产业的生产技术要领，收入水平有明显提高；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比重逐步增加，主导产业的产品质量和档次进一步提高；围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重点开展实用技术培训；“一村一品”不断发展，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受灾地区的生产能力尽快恢复，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

　　三、基本原则

　　（一）重点面向灾区。按照2008年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的新增规模和补贴标准，要重点向受灾情况较重的县、村倾斜，保证受灾群众及时得到生产自救的知识培训。

　　（二）服务主导产业。按照主导产业的发展要求和农民实际需求制定培训计划，设计培训课程，加强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每个项目村原则上围绕一个主导产业开展培训。粮油高产创建县中的项目村要围绕高产创建活动开展培训。

　　（三）尊重农民意愿。要坚持以农民为本，主导产业确定、基本学员选择、培训课程设置以及培训时间安排、方式方法等都要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和建议，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避免行政命令、一厢情愿、脱离实际。

　　（四）规范项目管理。严格按照《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项目管理办法》和《中央财政新型农民科技培训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要求，注重过程管理，落实项目管理环节。重点要落实项目公示、资金使用和检查验收环节。

　　（五）突出培训实效。坚持培训、指导、服务三位一体，采取面对面、手把手、零距离等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用农民容易接受的语言，因人施教开展培训，切实提高培训质量。

　　四、实施范围及补助标准

　　2008年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垦系统670个县（市、区、旗、团场）实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对每个培训示范村补助经费1.5万元左右。

　　五、明确工作职责

　　省级农业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制定本省年度实施方案，开展项目县管理人员和师资培训，审核项目县年度实施方案，总结上报培训情况，开展项目检查验收，组织开展宣传等。

　　县项目实施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审批项目实施方案，确定培训项目村，落实项目工作经费，制定促进“一村一品”发展的政策措施。

　　县项目办公室的主要职责：制定年度实施方案报县领导小组审定，组织招标确定培训机构并签订合同，对培训机构进行考核，开展项目检查督导，总结上报有关材料，负责项目监管系统维护和数据录入等，在项目村统一加挂“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学校”的牌子等。

　　培训机构的主要职责：落实项目村培训计划，选聘和考核培训教师，签订并履行合同，组织选编培训教材，印发“技术明白纸”，开展跟踪服务，建立培训台账，填报各类报表，提出验收申请。培训机构要选聘热心为农民服务、业务知识扎实、实践经验丰富的教师承担进村培训任务，并保持相对稳定。对多数农民不满意、培训工作不负责的培训教师应予以解聘。

　　培训教师的主要职责：进村开展集中培训和技术指导，选编培训教材和“技术明白纸”，填写培训卡，与农民保持经常性联系，开展跟踪服务，指导农民发展生产。

　　项目村的主要职责：提出项目申请，宣传动员和确定基本学员，提供培训场地，组织学员参加培训，收集农民培训意见并及时向培训教师和培训机构反馈，组织基本学员填写培训卡、签到，协助填写培训台账。

　　省农业主管部门与项目县领导小组、项目县领导小组与培训机构、培训机构与培训教师，要层层签订目标责任状或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一级对一级负责。

　　六、强化项目监管

　　要加强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的项目监管，建立完善相应的工作制度。

　　（一）建立班主任制度。由项目村村委会主任任班主任，加强培训组织、信息反馈。

　　（二）严格执行台账制度。培训机构要规范填写培训台账各项内容，组织基本学员认真填写培训卡。

　　（三）严格执行季度报告制度。培训机构必须每季度向县项目办公室报告办班次数、教师进村指导次数、累计培训课时数和辐射培训人次数等情况，县项目办公室汇总后逐级上报。

　　（四）完善项目公示制度。县项目办公室要对项目村、培训机构、培训任务、资金补助及使用情况进行公示；培训机构要对选聘教师、培训计划进行公示；项目村要对基本学员进行公示。

　　（五）建立考核发证制度。项目实施结束后，在本人自愿和实际能力考核的基础上，对基本学员发放由农业部统一印制的“绿色证书”。

　　（六）强化项目检查验收。省、市级农业、财政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项目实施的经常性检查，项目结束后要组织相关人员对项目县进行验收，验收组要对项目县的工作总结、管理文件、培训台账、财务管理、教材和教案等进行检查验收，并随机抽取5个村采取实地考察、走访农户等方式逐村进行验收。没有验收的项目县不能申请新一轮的培训项目。各项目县应采取经常性的检查和自查工作，项目结束后应及时向省级主管部门提出验收申请报告。农业部、财政部将通过监管系统抽取相应的村进行实地检查。

　　八、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省要建立职责明确、分级负责的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管理机制，一级对一级负责，逐级落实责任。项目县要成立由分管领导任组长，农业、财政、畜牧、水产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工作协调小组，加强对培训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工作协调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农业局，配备专职人员，负责日常工作。

　　（二）加大资金投入。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根据当地新型农民科技培训的需求和任务，安排培训经费，扩大实施范围，让更多的农民受益。

　　（三）合理安排培训内容。培训内容要根据项目实施年度实行梯次推进。第一年，重点开展主导产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关键技术和标准化操作规程，以及农民创业理念、农产品质量安全、无公害农产品等内容的培训；第二年，重点开展农村相关政策法规、农产品营销、加工转化、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内容的培训，提高基本学员的生产经营能力。

　　（四）突出培训重点。粮油主产区的项目县，要围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重点开展水稻“一增四推”、玉米“一增四改”、小麦精播半精播、马铃薯脱毒、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旱作技术、免耕栽培等方面的培训。根据全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形势需要，各项目实施县要切实做好村级防疫员的培训工作。

　　（五）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培训试点。今年在10个省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创业培训试点工作。农业部将制定专门的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工作方案。农村实用人才培训通过创业成功心理知识学习、应用案例教学等激发学员的创业激情，开拓视野，转变观念，提高创业意识；通过创业技能、经营管理、创业设计等方面的培训提高创业能力。

　　（六）创新培训模式。各地在认真执行现有培训形式的基础上，要充分利用培训券、培训卡、指导回执券等形式，大胆探索农民培训的新模式，确保培训效果。在培训中要注意与科技入户等其他农业技术服务工作的前后衔接、点面结合，不断提高培训效果。

　　（七）加大宣传力度。要及时发现、总结先进典型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样板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原则上每个项目县都要树立若干示范和样板村,每个省都要在不同区域、不同主导产业方面确立相应的样板村和示范县，充分发挥样板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宣传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在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成效，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为深入开展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2012年12月13日，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袁国强证实，律政司已经向终审法院提交了书面陈述，建议终审法院在外佣居港权案的审理中，考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158条的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解释，澄清1999年6月26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四款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的解释》（以下称“居港权解释”）中有关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8月10日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以下称“筹委会意见”）反映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各项立法原意的表述，是否亦构成了“居港权解释”中对《基本法》的解释。


　　由于律政司的此番举措异乎寻常，“一石激起千层浪”，加之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律政司前司长梁爱诗2012年10月初评论香港特区法院的言论，以及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现非常任法官包致金2012年10月底在其退休仪式上以“暴风雨来临”形容香港特区目前实施“一国两制”状况，使得香港本地政界、法律界的知名人士都对此事极为关注，终审法院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其中，赞成者认为，此举能尝试彻底解决困扰香港特区多年的“双非”婴儿[1]与外佣的居港权问题，此举没有破坏香港特区法治或影响司法独立；反对者认为，此举可能有助于彻底解决“双非”婴儿与外佣的居港权问题，但这是政府向法院施压，严重破坏香港特区法治，冲击终审法院权威，损害高度自治，甚至更可能成为“中央政府透过释法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危险先例”；不表态者则认为，律政司没有向外界公开书面陈述的具体内容，故不便评论。[2]


　　律政司的提请释法建议将终审法院推入《基本法》第158条规定的宪政处境之中。在对外佣居港权案的审理中，终审法院必然要在此宪政处境之中对律政司的提请释法建议予以回应，但做出什么样的回应也必然颇费踯躅，因为这将无可避免地牵涉到规定居港权的《基本法》第24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居港权解释”、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的“筹委会意见”，以及终审法院在对居港权系列案件的裁判中发展出的普通法。笔者拟先分析律政司建议终审法院提请释法问题的源流和终审法院是否提请释法问题的症结，再指出终审法院当前所处的两难宪政处境，最后探讨终审法院对律政司建议可能作出的司法回应。


　　一、律政司建议终审法院提请释法问题的源流


　　对于哪些人能够成为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基本法》第24条第2款作了如下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为：（一）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二）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三）第（一）、（二）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持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五）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第（四）项所列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满二十一周岁的子女；（六）第（一）至（五）项所列居民以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权的人。”《基本法》第24条第3款规定：“以上居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居留权和有资格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取得载明其居留权的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可见，成为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是在香港特区行使居留权的前提条件，即要在香港特区行使居留权，必须是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双非”婴儿与外佣的居港权问题，本质上是他们是否属于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的问题。


　　由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规定得比较原则，为了稳定社会和人心，以利于平稳过渡，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第四次会议于1996年8月10日通过了“筹委会意见”，以备香港特区制定实施细则时参照。“筹委会意见”随后写入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主任委员钱其琛1997年3月10日向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所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工作报告》，该工作报告于1997年3月14日获得批准。


　　《基本法》自1997年7月1日施行以后，终审法院裁判了多宗居港权案件。最早是1999年1月29日裁判的“陈锦雅及其他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以下称“陈锦雅案”）。该案涉及《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规定和《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c）项关于“（a）或（b）项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而在该子女出生时，其父亲或母亲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规定，其争议焦点是《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c）项中“而在该子女出生时，其父亲或母亲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字句是否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终审法院判决该等字句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因而是违宪的、无效的。[3]


　　全国人大常委会1999年6月26日在“居港权解释”中，针对终审法院对陈锦雅案的判决，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作出解释：“其中第（三）项关于‘第（一）、（二）两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的规定，是指无论本人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出生，在其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获第（二）项规定条件的人。”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之所以如此解释，来源于“筹委会意见”第4条的规定：“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三）项规定的在香港以外出生的中国籍子女，在本人出生时，其父母双方或一方须是根据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或第（二）项已经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香港特区临时立法会制定《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c）项的依据亦是“筹委会意见”第4条。不过，在终审法院，甚至在高等法院上诉法庭、原讼法庭对陈锦雅案的判决中，丝毫没有显示该案的申请人、大律师或者法官留意到“筹委会意见”的存在及其对该案的判决可能具有的影响。或许正是因为“筹委会意见”有意地或无意地遭受冷遇，才导致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3项作出解释之后，紧接着特别阐明：“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意见》中。”（该意见以下称“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


　　由于“筹委会意见”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各项具有相关性，更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居港权解释”中的“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部分提及并赞同“筹委会意见”，故包括终审法院在内的香港特区法院，其后在对居港权案件的裁判中便不可回避“筹委会意见”在香港特区的法律效力问题，最为典型的便是终审法院于2001年7月20日裁判的“庄丰源诉入境事务处处长”案（以下称“庄丰源案”）。该案涉及《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的规定和《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关于“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而在其出生时或其后任何时间，其父亲或母亲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规定，其争议焦点是《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中“而在其出生时或其后任何时间，其父亲或母亲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字句是否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筹委会意见”第1条与该案争议直接相关。该条规定：“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临时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显而易见，该条规定不但与《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大体一致，而且更为明确地排除了“在香港临时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间所生的子女”。庄丰源就明显属于这种情况。


　　在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的审理过程中，入境事务处处长（经大律师）退而承认，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就《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作出过解释，“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不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的解释。[4]终审法院以入境事务处处长（经大律师）的退步承认为基础，在不认可“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构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解释的情况下，依据普通法的法律解释原则解释了《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判决《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中“而在其出生时或其后任何时间，其父亲或母亲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的字句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因而是违宪的、无效的。[5]2002年，香港特区立法会根据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的判决，修改了《入境条例》新附表一第2条（a）项，使之与终审法院的判决一致。[6]


　　庄丰源案终审判决后的十多年来，内地“双非”孕妇争相赴港产子。自2001年至2011年，获得居港权的“双非”婴儿的数量已超过17万人，这对香港特区的社会管制、医疗以及未来的人口政策、社会福利政策造成了严重影响。[7]香港特区现任行政长官梁振英2012年3月甫一当选，即宣布包括私人医院在内的香港特区所有医疗机构2013年落实“双非”婴儿零配额，以遏制内地“双非”孕妇涌港产子。律政司司长袁国强2012年7月上任后的第一要务就是力图在法律层面彻底解决“双非”婴儿问题，并就应对举措的方向性问题向英国一位非常资深的御用大律师咨询意见。[8]


　　2011年8月，香港特区又出现了外佣居港权案。如果政府在终审判决中最终败诉，那么现在香港特区工作的外佣及其家属共计40万人，可能一夜之间成为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这又将严重冲击香港特区的福利、劳工、教育、医疗、公务和人口政策。[9]该案涉及《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的规定和《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就本条例而言，任何人在下述期间内不得被视为通常居于香港……（vi）受雇为外来家庭佣工（指来自香港以外地方者）而留在香港”的规定。其争议焦点是《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的规定是否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关于“通常居住”的规定。“筹委会意见”第2条第5项与该案争议直接相关。它规定：“下述情况不被视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二）项和第（四）项规定的在香港‘通常居住’……（5）根据政府的专项政策获准留在香港。”显而易见，现在香港特区工作的外佣就是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的专项政策而被获准留在香港的。


　　对该案的裁判中，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于2011年9月30日判决《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的规定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10]高等法院上诉法庭2012年3月28日推翻了原讼法庭的判决，判决《入境条例》第2条第4（a）（vi）项的规定不抵触《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4项。[11]由于存在终审法院对庄丰源案的判决，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和上诉法庭都未对“筹委会意见”的法律效力作出裁判。终审法院随后受理了该案的再次上诉。鉴于“筹委会意见”与《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各项、受争议的《入境条例》的相关条款存在直接关联，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在“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部分提及并赞同“筹委会意见”，着眼于在法律层面彻底解决“双非”婴儿和外佣的居港权问题，律政司便在终审法院开庭审理该案前，采取了本文开篇述及的向终审法院提出释法建议的举措。


　　二、终审法院是否提请释法问题的症结


　　对于终审法院而言，是否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之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其在于“筹委会意见”对香港特区法院是否具有拘束力。如果“筹委会意见”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那么包括终审法院在内的香港特区各级法院必须遵从，庄丰源案和外佣案的争议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甚至可以说，庄丰源案和外佣案的问题自始就不会出现；如果“筹委会意见”根本不可能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那么律政司亦不会建议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律政司此举的根本意图，即在于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确认“筹委会意见”在香港特区法律体系中具有法律效力，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从香港特区法院历来对居港权案件的判决来看，阻却“筹委会意见”对香港特区法院产生拘束力的障碍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障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不被视为对《基本法》的解释。《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对《基本法》的解释权。终审法院亦承认：“《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权是以普遍的、无任何条件的语言表达的。”[12]从理论上讲，如果“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是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个单独的解释而颁布的，那么“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的法律效力及其对香港特区法院的拘束力便不太可能招致争议。然而，问题在于“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存在于“居港权解释”之中。


　　在庄丰源案的裁判中，高等法院原讼法庭认为，《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区法院可以适用香港原有法律，这就是允许其适用普通法的法律解释原则。中国内地法律解释原则对香港特区产生拘束效力的唯一途径是启用《基本法》第158条规定的解释机制，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据《基本法》第158条行使权力，适用内地的法律解释原则对《基本法》作出解释，那么该解释就对香港特区法院具有拘束力。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从未依据第158条解释过《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第1项，“居港权解释”是依据第158条对《基本法》第22条第2款和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解释，“居港权解释中的特别陈述”是“居港权解释”的附着物（addendum），故“居港权解释”在该案中对香港特区法院没有拘束力。[13]原讼法庭还认为，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无权解释《基本法》。尽管“筹委会意见”写入了全国人大香港特区筹委会的工作报告，并且该工作报告得到了全国人大的批准，但就工作报告与批准决定而言，无论是单独，还是累积，均不能构成对《基本法》的解释。[14]